论提单的法律性质 - 湖北武汉杜红涛律师

法学论文

论提单的法律性质

作者：杜红涛律师　时间：2019年05月15日

为突破海上运输合同相对性的限制，使收货人获取对承运人的独立诉权，保障收货人的利益，以利提单的转让流通，英国判例于十八世纪将提单描述为“documental of title”。其后，英国1889年代理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均在“documentof title”外延中列举了提单，于是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遂被视为是提单法律性质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八十年代初期被翻译为中文“物权凭证”。[1]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提单的法律性质即被约定俗成指称为“物权凭证”。然而这种名不副实、指鹿为马式的翻译，混淆了提单的法律实质，不仅使提单法律性质成为海商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最富纠结的理论问题，也困扰着提单海事、海商司法审判实践。本文认为，因提单争议所生的诸多纠纷，其提单相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的定性，均无法绕开提单法律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提单法律性质更是构建与完善提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点。而大陆法系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与“documental of title”内涵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将提单定性为有价证券，将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实现有机的对接，不仅可以为提单“documental of title”的译文正本清源，拂去其误译为“物权凭证”的尘埃，还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的本来面目，使提单的法律性质名至实归，实现理论上的圆通，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提单的诸多立法及实践问题。因为，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融合有体物、无体物二者之间的优越性，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

　　有价证券概念在大陆法系率先被德国学者提出，其主旨就在于将可流通的权利证书与普通的合同性权利文件相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对财产的占有不仅是为了使用财产，而更重要的是将财产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增值的价值，所谓“贸易乃财富的源泉”，因此，财产的流转、交易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魂。这种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权利的移转。为了实现权利的移转，才导致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把权利表现在证券上，形成有价证券。[2]

　　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有体物与无体物，克服二者之间的交易障碍。一方面，有价证券使权利这种无体物得以有体化。权利是抽象的，不易表现于外，不易为人所感知，将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的“合同债权、请求付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等无体权利记载于有价证券，权利就附着在证券上了，无体、抽象的权利被表现在具体的证券之上，权利就获得了一定的实物形体，能被人感知，抽象的法律关系遂可确定地表现于外，易于为人识别，满足了交易主体心理安全的需要。虽然这一形体并不是权利本身，但交易的标的——权利通过其上的物质载体——有价证券为其表现形式，使不易为人所感知的抽象的、无体的权利具有了可以明确感知的公示手段，这样，通过将无体的权利附着在有体的证券（凭证）上，使权利与证券相结合，权利化体为证券的“权利证券化”现象能够有效克服无体物不能感知而导致的交易安全不充分的心理缺失感，使无体物的交易安全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有价证券使对有体物的权利得以表征化。如货币的物理外观表现为有体物，但货币这种“占有即所有”的特殊的法律性质，使商人们从事交易用以支付时而携带货币，变得极不安全，因此，在长期的商事交易中，商人们逐渐发展出商事惯例，即将货币存放于专业银行，再与银行签订支票使用合同，一俟交易完毕需要支付时，即签发支票，以支票的交付代替货币支付，商事主体就避免了存放与携带现金货币的不便，货币不必随时随单个交易而位移，可存放于保管安全条件较完善的金融机构，支票就记载、表征了可向存放货币的银行请求交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货币给付请求权已表征化为支票，拥有支票证券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支票所记载的请求支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这种支票上记载的“货币给付请求权”与支票密不可分，债权化体为物权，支票的转让即意味着支票权利转让，借着支票这个证券的外观，支票所表彰的债权转让就方便、简单，简化了债权转让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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