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张某是内蒙古自治区人，亲戚李某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张某到北京办事情，张某设晚宴款待，另外三人相陪。酒足饭饱之后，出来开车，准备把车停在路边再找代驾，不慎与旁边的一辆小汽车发生剐蹭。那辆小汽车上也有5、6个人，也都喝了酒。双方刚开始友好协商，后来变成争吵，不知道谁先开始的，变成了打群架。群殴过程中，张某冲到酒店，找到一落地灯作为“兵器”，打了某个人。
有人报警，警察很快赶到。警察把这两拨人都带到了派出所，因为大部分人负伤，所以做完笔录就让他们去医院治疗和验伤。其中一人受伤严重，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二级。此人指张某用落地灯将其打伤。
十几天后，警方再次传唤各方到派出所，根据法律规定作出处罚。其他打架的几人被行政拘留，张某则被刑事拘留。

有罪还是无罪

律师介入之后，首先会考虑做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这个案件我们从侦查阶段开始介入，会见了张某，也询问了李某等另外参与打架的人。张某对手持落地灯挥舞的情节认可，但是是否打伤了被害人记得不清楚了。其他喝酒的人，对于张某打人的具体情节表述上也有细微的差别。这些记忆模糊的地方，有可能是与当时饮酒、事情突发、场面较乱等原因有关系。结合受害人的受伤情况，我们准备做罪轻辩护，而不是无罪辩护。就这个观点，也征求了张某的意见，张某表示认可。
有一些同行，热衷于做无罪辩护，每接一个案件都认为自己的当事人是冤枉的，公检法办了错案。这种办案思维不敢苟同，弄不好只是律师快乐了嘴，打了名气，安慰了家属，但是当事人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辩护，可能因此遭受不利。
其实，在我国真正的错案并没有那么多，绝大部分案件不是错案，有的案件在认定非主要事实上可能出现一些偏差，但定性上没有问题。客观事实本来就是很难重现和掌握的，法庭上能认定的只有法律事实，即根据证据还原出来的事实，这个法律事实未必能百分百的还原客观事实。

调解

此类案件，如果能够跟被害人达成和解，由被害人出具谅解书，那么当事人可能会被取保候审，最后可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甚至可以判缓刑。所以，调解工作特别重要。
不只此类案件，其他的有被害人的案件，调解工作也都是很重要的。“和为贵”贯穿我国司法的方方面面。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建议要跟被害人和解，张某家属同意。
和解的第一步，给被害人治疗伤情，找最好的医院治疗。当张某家属找到被害人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害人还没有正式治疗，还没有动手术。张某家属把被害人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动手术，并支付了全部的医药费。在被害人治疗期间，张某家属每天都去探望。等被害人快出院的时候，双方提起了调解的事情。但是因为被害人不想深聊，导致没有调解成。
等被害人出院之后，我们鼓励张某的家属继续跟进，接着聊赔偿与和解的事情。被害人委托一位中间人出来聊，这位中间人一开始就狮子大开口，要的非常多。对此，张某家属也很纠结，认为太高了，家里拿不起，询问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赔偿要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上，漫天要价式的赔偿方案不能轻易接受。为此，我们根据法律规定，列出了需要赔偿的项目和金额，并在最后的金额上另外加了一笔抚慰金作为补偿。把这份文件发过去，对方没有回应，中间人也表示不管了。我们建议张某家属保持与被害人的接触，关心被害人的伤情，根据医院安排接送被害人复诊、换药。
最后，在张某刚刚被批捕的时候，被害人松了口，可以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上聊补偿的事情了。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了调解，被害人也出具了谅解书。我们把谅解书和取保候审的申请递交公安机关，两天后，张某被取保候审。
调解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作为律师几乎天天要回复当事人家属的各种问题、关注他们聊天的每一句话。既要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家属，又要提出恰当的律师建议。当当事人家属迷茫的时候，还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继续向前走。张某在看守所里，急切的早点想出来，为了能早出来一天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因此也遭到了张某的埋怨，张某认为律师办事不利，调解迟迟不能成功，导致他被批捕。对此，我们坚持建议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工作。最后的结果，张某还是非常满意的。

判决

因为双方达成了调解，所以这个案件流程走的很快，两三个月后法院就开庭了。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案件的争议点不大，但是我们依然做了细致的准备。我们建议张某认罪，并且在法庭上再次向被害人道歉。我们也向法庭提出了张某构成自首，以及此案是因为互殴引起，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等辩护意见。法庭听取了我们的辩护意见，认定本案张某构成自首。最后的判决刑罚很轻，而且是缓刑。
本案办理完毕。非常感谢我的同事段纪波律师，他与我一起办理了这个案件，并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春节前提示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乐生悲的案件，亲朋好友之间开怀畅饮是乐事，但是人在饮酒后对情绪和行为的管理能力会降低，如突发摩擦，容易控制不住导致事态升级，一不小心越过法律底线。所以，小酒怡情，酒要适量，酒后莫开车，酒后注意管理情绪，莫发生类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