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欺诈恶意导致因果关系认定上的放宽

   欺诈因果关系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有关欺诈行为导致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其二是有关欺诈行为构成受欺诈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必要条件。 

   在判断责任成立与否时，侵权法对因果关系要件判断采相当性理论，但此时因果关系之“相当性”和过错之”可预见性“的判断存在相互重叠。为此，当代侵权法在过错要件构建上淡化了可预见性标准。但在当事人过错能力、过错程度等具有特殊性时，可预见性标准主观功能并不能被相当性标准所取代。过错成为修正因果关系学说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行为人故意侵权时，侵权法不必再用相当因果关系来限制行为人的责任，其理由是，相当因果关系原本就是价值衡量工具而非对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述。受前述观念指导，行为人的欺诈可将相对人的“重大过失”正当化。欺诈恶意还会导致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在其他方面的放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欺诈导致必要因果关系的放宽。在普通法上，要确立责任，欺诈只要构成受欺诈人行为的原因之一即可。换言之，存在故意尤其是欺诈恶意时，法官不必假设没有欺诈，当事人会订立何种内容的合同。其二，特定领域内的欺诈可豁免对因果关系的考察。如证券欺诈因果关系认定中，若披露义务人“对某一重大事实作出不真实的陈述或者遗漏陈述必要的重大事实”就可被认定为欺诈。 

   总之，欺诈各构成要件间是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关系。欺诈时，行为人主观恶意明显，不仅导致不要求欺诈内容上的实质性，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考察因果关系这一要件的必要性。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只要欺诈引起的错误在效果上“加速”了缔约决定的过错即可。

三、恶意欺诈的加重责任

（一）从撤销后的相互返还到没收 

   受欺诈人行使撤销权，则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当事人已经做出的履行须全部返还。但撤销后的返还目的并非真正使当事人回到“未缔约之前的状态”。这是因为适用不当得利返还规则，恶意欺诈人须返还全部获益，但受欺诈人仅须返还现存利益。比较法上，甚至存在即使因受欺诈人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在必要时仍可免除受欺诈人的返还义务的情形。也即，欺诈人需承受其自己履行的损耗乃至贬值和灭失的风险。 

   法律效果上，通常所谓“欺诈—撤销—相互返还”规则并不总是成立。如保险法中，受欺诈人可“没收”欺诈行为人的履行（保费）。“没收规则”是对欺诈行为的有力惩罚。该规则未成为民法的一般性规则，或许只因通常欺诈方并未作出过履行，因此即便规定“没收”也于事无补，但这并非这一安排不能成为原则性安排的理由。

（二）基于侵权而废止合同或债权 

   德国法故意背俗侵权的判例学说中，存在“欺诈以使他人订立不利之合同”的类型。其中值得我国欺诈侵权理论借鉴的是，受欺诈人可取得合同废止权与债权废止权，即在因侵权行为而订立合同时，请求废止合同或废止债权。

（三）加害的损害赔偿责任 

   价值判断上应否再进一步，要求欺诈行为人赔偿受欺诈人期待利益损失？应当认为，因欺诈而撤销合同时，多数情况不能请求履行利益赔偿，理由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赔偿履行利益在构成要件上要求有关的损害具有可预见性。而在欺诈情形中，涉及的“期待利益”通常均非可合理预见的。其二，受欺诈人在撤销的情况下只能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未必一定限制了行为人对履行利益的权利。受欺诈人可通过其他法律制度取得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 

   在一些国家，受欺诈人还可请求惩罚性赔偿。比较而言，我国将惩罚性赔偿限制于消费者买卖等情形，范围过窄，不利于惩罚欺诈行为。通常认为民法用于填补损害的观念并不准确，民法上的惩罚制度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刑罚之所以是惩罚，是因为即便加害人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也要承担额外的刑责。在此意义上，惩罚性赔偿金中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具有惩罚性。法律对欺诈的民法规制，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欺诈的民事惩罚上：让受欺诈人取得超过其实际损害部分的“罚金”，让欺诈人在交出欺诈收益之外，还承担更进一步的不利益。这一正当性在于鼓励人们揭露欺诈、减少欺诈人给社会信用制度造成的损失。

四、余论 

   现行民法上关于欺诈的法律规则过于强调恢复原状，未认识到欺诈撤销或者欺诈赔偿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忽略了对欺诈的惩罚。实践中甚至普遍存在回避行为人欺诈而认定表意人重大误解的做法。这些操作，既有民事诉讼程序法中的证据发现与认定的原因，也有对民法规制惩罚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原因，最终使受欺诈人只能据此撤销合同，而不能获得损害赔偿或其他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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