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
集体主义是导演中国冤案的原凶！
作者：鲁邦升 律师 时间：2013年04月02日
集体主义是导演中国冤案的原凶！
刚刚翻了一下《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第七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从文字上看，这条规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应当”必须遵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条容易造就一个“虚无”的集体，因而给制造冤假错案留下了空间。
公、检、法的“分工负责”没有错，因为只有分工，相互才能独立；相互独立了，在法律上就可相互制约了。
如你公安抓错了人，我检察院就不给你捕，由你公安自我承担抓错人的后果；万一检察院捕错了，我法院就判这个人无罪，捕错的结果由你检察院自己来解决；法院判错了人怎么办？好办，由人大来追究判错案法官的责任，你判错几年，我就让你座几年，你杀错了人，我也要拿你的人头来抵偿，这样一来，法官不认真才怪；假如人大不履行这个权力怎么办呢？好办，那就由“人民”来找人大算账，怎么算？当然是半斤八两，人大渎职行为给他人造成多大后果的，就请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万一我们的“人民”找错人了怎么办？也好办，就请公安机关把这个人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制度者才是完善的，才起到了真正的相互制约作用。通过这样几个来回，相信每个人都会认真负起责任来；大家都负责任了，那么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同一条中除规定“分工负责”外，还并列了“相互配合”这个内容。这个“相互配合”大大地不妙，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凶。
为什么？因为“相互配合”的内涵，就是“相互协调”；协调的实质内容，就是“相互妥协”。既然要协调、要妥协，当然要有一个协调机构，否则公、检、法三家是谁也不会听谁的。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机构——政法委。
政法委的存在，祸害着实不少。为什么？严打，是政法委牵头的；有些大案要案，也是由政法委牵头成立“专案组”的；“专案组”的成员吗，基本上是由公安、检察、法院抽调组成的。
既然“专案组”是由公、检、法人员抽调组成，那么就是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大集体”，他的权力是相对无限的。在中国，个人是不能推翻集体决定的。因此，嗣后的审查起诉、庭审等程序，充其量是流于形式的花招；所谓查明的事实，不可能会超越或者脱离专案组侦破的事实，无非是通过这些程序，把专案组侦查的事实合法化而已。假如有某个人对专案组侦破的事实提出异议，除非他有绝对的权威，否则他就是一个不讲集体主义，不讲政治的异己。在中国，不讲政治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对大案、要案，具体办案的人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至此，问题出来了。问题就出在这个“集体”上面。在中国，法是不能治众的。万一专案组办的是错案，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组长一般是由书记或者副书记担任的，虽然在侦破过程中，组长的意志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组长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听汇报，就是下指令。因此，即使办错了案，那是你汇报错了，书记或者副书记不需要、也不可能来承担责任；具体办案的人，因为我已汇报过了，是根据指令和集体办理的，因此也无法追究具体办案人的责任；如把集体拿下，那以后就没有人办案了。因此，在中国，不管是制造了什么样的冤假错案，只能自认倒霉，最终一定是找不出承担责任的人，即使找出了，那一定也是个临时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每个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都不需要很强的责任心。没有责任心的结果，就是容易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
中国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归根到底在于刑事诉讼制度；因此，刑事诉讼法还是需要修改。
刚刚翻了一下《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第七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从文字上看，这条规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应当”必须遵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条容易造就一个“虚无”的集体，因而给制造冤假错案留下了空间。
公、检、法的“分工负责”没有错，因为只有分工，相互才能独立；相互独立了，在法律上就可相互制约了。
如你公安抓错了人，我检察院就不给你捕，由你公安自我承担抓错人的后果；万一检察院捕错了，我法院就判这个人无罪，捕错的结果由你检察院自己来解决；法院判错了人怎么办？好办，由人大来追究判错案法官的责任，你判错几年，我就让你座几年，你杀错了人，我也要拿你的人头来抵偿，这样一来，法官不认真才怪；假如人大不履行这个权力怎么办呢？好办，那就由“人民”来找人大算账，怎么算？当然是半斤八两，人大渎职行为给他人造成多大后果的，就请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万一我们的“人民”找错人了怎么办？也好办，就请公安机关把这个人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制度者才是完善的，才起到了真正的相互制约作用。通过这样几个来回，相信每个人都会认真负起责任来；大家都负责任了，那么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同一条中除规定“分工负责”外，还并列了“相互配合”这个内容。这个“相互配合”大大地不妙，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凶。
为什么？因为“相互配合”的内涵，就是“相互协调”；协调的实质内容，就是“相互妥协”。既然要协调、要妥协，当然要有一个协调机构，否则公、检、法三家是谁也不会听谁的。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机构——政法委。
政法委的存在，祸害着实不少。为什么？严打，是政法委牵头的；有些大案要案，也是由政法委牵头成立“专案组”的；“专案组”的成员吗，基本上是由公安、检察、法院抽调组成的。
既然“专案组”是由公、检、法人员抽调组成，那么就是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大集体”，他的权力是相对无限的。在中国，个人是不能推翻集体决定的。因此，嗣后的审查起诉、庭审等程序，充其量是流于形式的花招；所谓查明的事实，不可能会超越或者脱离专案组侦破的事实，无非是通过这些程序，把专案组侦查的事实合法化而已。假如有某个人对专案组侦破的事实提出异议，除非他有绝对的权威，否则他就是一个不讲集体主义，不讲政治的异己。在中国，不讲政治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对大案、要案，具体办案的人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至此，问题出来了。问题就出在这个“集体”上面。在中国，法是不能治众的。万一专案组办的是错案，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组长一般是由书记或者副书记担任的，虽然在侦破过程中，组长的意志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组长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听汇报，就是下指令。因此，即使办错了案，那是你汇报错了，书记或者副书记不需要、也不可能来承担责任；具体办案的人，因为我已汇报过了，是根据指令和集体办理的，因此也无法追究具体办案人的责任；如把集体拿下，那以后就没有人办案了。因此，在中国，不管是制造了什么样的冤假错案，只能自认倒霉，最终一定是找不出承担责任的人，即使找出了，那一定也是个临时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每个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都不需要很强的责任心。没有责任心的结果，就是容易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
中国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形成的，归根到底在于刑事诉讼制度；因此，刑事诉讼法还是需要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