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国战疫胜利的医学定海神针
——中国抗疫成功经验谈中医抗疫的优势
刘泽华

【按】自2019年12月27日开始，一场爆发于武汉市、席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袭击了世界各国，各国也纷纷掀起了抗击疫情的战争。在众多国家抗击疫情之战中，中国的表现无疑最为突出和耀眼。这其中，中医中药功不可没。虽然中国的突出表现招来嫉妒与攻击、抹黑，但是黑暗是遮不住夜明珠的光芒的，中医中药仍然不失为保护国人健康的重要法宝，特别是在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发现新冠病毒及其感染者之际，重新认识中医中药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和地位，无疑具有稳定国人情绪、重树抗疫胜利信心的重要作用。曾经不止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中国卫生法学会会员刘泽华律师撰写此文，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医中药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优势及中国战疫必胜信心、保障国人健康方面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全文九千余字，请耐心阅读。

【摘要】新冠肺炎爆发后，西医学专家一直表示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几乎是无能为力的状态。危难之际，中西医专家张伯礼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建议，被国家卫健委联防联控领导小组接受，各省市中医挺身而出，积极组织中医医疗队，援助武汉，援助湖北，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国家卫健委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披露，中医参与救治感染者比例达到90%以上，有效率也达到90%以上，证明中医在防控疫情存在不可替代的重大优势，文章从十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医在防控疫情方面的优势，说明在西医没有头疫苗、没有特效药无的情况下，中医的优势更加明显。

【关键词】中医防控疫情 中医优势 中西医结合抗疫 中国抗疫优势

一、抗击新冠肺炎，西医无疫苗，中医有良策
2019年12月，武汉市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先后发现多名来自华南海鲜城的发热、咳嗽患者胸部CT片，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凭着对传染病疫情的高度敏感，给这些病人做了多项流感相关检查，结果全部呈阴性，从而排除了流感。27日，张继先主任及时将几名患者的情况向医院领导汇报，医院迅速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28日、29日，门诊又陆续收治3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前后7个病人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张继先立即又向医院报告。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对7个病例逐一讨论，追问到还有两例类似患者，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治疗，也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医院高度重视，立即上报武汉市卫健委。31日，接到国家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的国家卫健委当天派工组和第一批专家组到武汉调查，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是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治疗只能采取的医疗措施，就是常规静脉滴注“三素”（激素、抗菌素、维生素）加补充球蛋白，吸氧、呼吸机辅助呼吸等。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武汉市根据国务院决定于1月23日9：00时开始封城，国家卫建委同时宣布了疫情。但是，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回应记者称，在武汉市封城前的22日夜晚，约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奔赴全国各地。“潘多拉盒子”就这样被打开，病毒随着已感染和密切接触者走向全国，传播蔓延。
疫情爆发之初，就有中医专家和媒体指出中医的优势，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级中医传承大师邓铁涛用中医治疗的患者，无一例死亡，且治愈的患者没有留下后遗症，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邓铁涛大师的学生管轶博士感染后，经邓老治愈，重新投入战斗，救治患者。同时参与抗击非典的钟南山工程院士，采取西医措施，不仅存在死亡病例，而且许多治愈的患者都留下后遗症，并且钟南山工程院士的女儿也是邓铁涛大师治愈的。中医的优势可见一斑。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少数医院都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救治患者，一方面采取放射检查和核酸检测联合确诊、隔离措施、吸氧、机械辅助呼吸、“三素”（激素、抗菌素、维生素）加球蛋白救治；另一方面采取中医诊疗措施根治患者体内病毒生存环境，使患者病情稳定向好，稳住了阵脚。但是，据李跃华等多名民间中医反映，他们找到定点医院要求参加救治患者均遭到拒绝，因此仍然有武汉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领导坚持中医不科学，反对中医参与救治患者，一方面坚持确诊缓慢的核酸检测阳性延误了确诊救治时间，另一方面过度使用“三素”，造成许多患者免疫力遭到破坏，多器官功能迅速衰竭死亡，因这种原因死亡的除“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外，还有护士柳帆一家、导演常凯、顶尖专家红凌、林文斌等很多人人。有关领导的这些行为显然是对患者不负责任，对疫情不负责任。
随着来势汹汹的疫情逐步加重，西医倍感无力、无助、束手无策、疲于应付之际，中央召开会议确定分级分区实行联防联控措施、全国支援武汉、支援湖北和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的决策后，全国各地迅速组织了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支援湖北省，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医医疗队，如河南中医药大学医疗队。同时，当地政府逐步组织力量，加大中医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形势才逐步有所好转。随着广州一号中药方投入武汉抗疫，并空运1.5吨中药材到湖北用于救治患者，为形势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红艳2020年3月27日在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当时中医参与的比例就达到90%以上，有效率达90%以上，远远高于单纯西医治疗效果，充分证明中医在防控疫情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南通许县中医院等全国多地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的患者无一人死亡，全部治愈出院，且不存在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另据媒体披露，武汉市民间中医张胜兵通过无线网络诊断、处方救治的三千患者，无一人死亡，张胜兵医生还列出了各种症状采用的不同药方及处方依据，也证明了中医在抗疫中的优势和威力。
二、抗击疫情，中医超验科学性不容忽视
无论是2003年抗击“非典”，还是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中医都显示了巨大的优势，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2020年3月世界疫情爆发后，中国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更加明显，与外国的差别除了制度优势、管控措施有力外，在医疗技术方面主要还在于中医的大比例参与。那么，抗击疫情，为什么中医有优势呢？
相对誉中医成熟、稳定、可靠的超验科学性来说，西医仅仅是缓解病痛的技术学科，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它并不能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功能齐全、健康的身体。甚至相反，会因为治疗技术手段的先天不足和药物的毒副作用给患者身体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伤害。中医具有西医不可替代性。
关于中医的科学性，不能忽视科学概念和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历史局限性。科学的概念和定义，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知识体系形成后才出现的，这时候数、理、化、天、地、生等六大学科已经健全起来，科学知识已经自成体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物学家进化论的首创者达尔文才在1876年提出“科学”的定义。他指出，“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和结论”[1]。这是科学的最早定义。科学概念的出现和科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方也仅仅不足一百五十年，且存在显著的阶段性。西医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随着技术设备的发展逐步成为一门医疗技术学问，属于技术学科，而不是科学理论，因为实践证明，其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都在后来随着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中被推翻，西医技术和西医药的毒副作用缺陷等逐步被发现，被新的技术和医药所代替。技术可以不成熟，因此，不成熟的技术也是不科学理论。
不仅如此，随着科学知识体系一百多年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且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原来的数、理、化、天、地、生分科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知识体系架构，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要求，急需整合，重新划分，建立大学科体系。与之相应，西医学也需要建立与整体观相适应的大科室分科体系，以便于整合资源，更好的服务患者。而中医本身的大分科体系，就是领先优势，以一当十，不需要整合。
在科学概念出现以前，人类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有符合科学精神的探索和知识体系。事实上，《易经》和》《内经》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基础上的哲学及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从而使传统医学成为一门客观存在的“科学”而流传于世，治疗效果显著。而且，随着量子理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新的前沿科学理论波粒二象性理论正在逐步证明《易经》和《内经》阴阳学说的超验科学性，超现代科学性，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医学的超验科学性。那些说中医不科学的，除郑筱萸、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被查处的五名司长等受国内外医疗资本操控的外，多数恰恰是不懂中医的门外汉，而且是缺乏科学精神、没有接受前沿科学理论的伪科学家、科学保守人士。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那种以中医效果不可重复、不可复制为由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和认识误区。因为，可重复、可复制的往往是低端的，如“下里巴人”，而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往往是优秀的、高端的，如“阳春白雪”。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治病技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但不是科学本身，更不是科学的全部，特别是西医学，受西方科学发展阶段的局限性限制更强。因此，一门医学是否优秀、是否具有优势，不仅不在于是否科学，更重要的是看疗效，看能不能救命，看能不能最大限度的维持患者肢体健全和健康的活着，即使按照科学的标准再科学的医学，如果不能最大限度的维持患者肢体健全且健康的活着，就不是好医学，更不要说“明明白白治死人”了，充其量只能是不成熟的技术学说。
比较而言，中医是建立在量子场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西医是建立在分子结构、细胞理论基础上的医学；中医的阴阳理论是建立在西医学不能认识的量子波粒二象性基础上的医学，因此中医有气血、经络和藏像之说，西医学理论是建立在单纯的分子结构和解剖基础上的，因此存在器官、细胞之说；中医是建立在系统和控制理论基础上的，西医是建立在非系统的局部粒子结构分割基础上的局部器官医学，跟在病情发展后面亦步亦趋，很难控制疾病的发展，所以治愈患者要靠运气、侥幸，包括治愈一些简单的疾病；中医是哲学[2]，行为而上的医学，西医是科学，形而下的医学。西医说中医不科学，犹如牛顿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科学一样，也难怪施一公教授论及量子理论对生命科学认识的影响时认为“坍塌了对生命的原有认知”。
三、中医相对于西医的优势
两次抗疫，中医都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势。具体表现是：
1、就疾病名称与诊断辩证而言，中医没有辨别不了的证，西医总有没有认见过的病。
只有全面熟悉中西医学和行业状况的人才能对在中西医比较中发现，中医辨证不辨病，西医辨病不辩证。因此，西医总有不知道的病，而中医没有不知道的证。当然，个别人学识不到、经验不足另当别论。中医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不低于二千五百余年，对各种病症的辩证方式没有变化，只是各个不同的大夫存在不同的认识而产生的具体方法或经验上的差别。中医学发展两千多年，在诊断手段上完全是靠手感、触觉、直觉去感知病人的身体状况，望闻问切，八纲辨证，虽疾病症状万变，但是辩证治疗万变不离其宗，不需要仪器检查、化验。
而西医学发展自从出生在比利时的维萨里（Andreas Vesaliua）1543年前后出版解剖学的权威著作《人体结构》奠定现代医学的基础[3]后，逐渐成为系统学说，至今不到五百年。对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机能一直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之中，每个人说起来都头头是道，但是一旦具体到治病，就会说有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有很多医学认识不了、解决不了的问题，西医学无能为力。不仅在检查诊断上完全靠仪器检查、科学化验，离开了这些检查化验仪器，就没有多少科学技术性了，而且在治疗上各种疾病五花八门，炒作的新疾病、诊断新仪器、治疗新方法等新概念、新名词乱七八糟，从治病退化到治器官，再到治细胞、治分子结构，就是不能治病救人，就连许多医学博士都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退化、越学越目中无“人”，越学越感到西医学对人类疾病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的背离了医学的宗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
2、就诊治技术而言，西医发展数百年，诊断、治疗技术、设备和方法不断翻出新花样，但是总是不断将患者致死致残；而中医二千余年诊疗方法常见而稳定，传承也稳定，疗效确切而稳定。
中医发展两千余年，诊断手段无非就是望闻问切，治疗手段汤药针灸、接骨、正骨、外科手术等为主，推拿按摩，五志七情疗法，音乐、气功、点穴疗法等为辅。西医虽然也讲究掌握望闻问切，但是不进行仪器检查、生物化验，几乎不能确诊任何疾病，即使感冒，也要借助听诊器、体温表、血常规、甚至放射性仪器检查等技术性检查化验，才能确定。在治疗上，也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仪器设备、新疗法花样百出，风险随花样翻新而层出不穷。西医学使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科学，是技术。中医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智慧，是文化。
3、就抗击疫情的时效而言，西医要求疫苗、特效药，中医不需要确定什么疾病，什么病毒，只要能够准确辩证就有治疗方法和有效的医药处方，并不用等疫苗、不用等特效药。
疫情初期，西医虽然经检查确诊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是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肺炎，既没有现成的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只能使用常规的“三素”，吸氧、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手段维持生命体征，等待研制出疫苗、找到特效药。有人受到西方医药资本财团的忽悠，称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特效药，只有进口瑞德西韦才能控制新冠肺炎，但是却不知道瑞德西韦还处于试验阶段，没有进入临床应用，更没有投入批量生产。而等到瑞德西韦投入临床检验，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中间不知道要死亡多少人。
而中医则不同，既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病毒，也不需要什么特效药，更不需要什么疫苗，只要诊断正确，临证施治合理，能用的药都是特效药，既可以改善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彻底治愈患者，也可以及时控制感染和疫情，更能够为西医寻找有效药物、研制疫苗争取时间，创造机会。
4、就疾病的根本因果关系及根治而言，中医是以查清根本病因，釜底抽薪，斩草除根为目标，西医是以直接原因、表面结果为原因，而不查根本原因，只能扬汤止沸。
如患者死亡，西医的解释就是多器官功能衰竭造成的，但是却从不能确切说出多器官功能衰竭就患者本人而言是怎么造成的，如何能避免发生。对西医来说，避免多器官衰竭致人死亡，有时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束手无策。患者心脏病引起的心慌、胸闷、气短，往往是心血管堵塞造成，需要安装支架，且需要长期服药，形成依赖，终身不能离开药物。而中医则不然，完全可以通过药物消除堵塞物并且保证不再大量产生堵塞物，彻底解决问题。所以有“中医治本，西医治标”之说。
对患者疾病的具体原因，西医以表面现象为原因，没有抓住根本原因、主要原因，因此，虽然自认为能够把原因说明白，其实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遗漏了真正的原因，即使明白也是“假明白”。这也就是“西医明明白白治死人”、“中医稀里糊涂治好病”的原因。其实，说中医“稀里糊涂治好病”，实际上是西医不懂中医语言体系、理论体系的“外行话”，与中医不懂西医的化学分子式、化学反应、细胞分子结构是一样的“外行话”，评价中医是否“稀里糊涂”要用中医的理论体系和中医语言标准来评价，而不是用西医语言和西医理论标准来评价。同样，用中医的理论你体系和语言来评价西医，同样是“稀里糊涂”，即使西医也常常感到面对许多疾病，自己也是“稀里糊涂”说不清，如非典、这次的新冠肺炎，有很多东道西说不清。不仅不是“明明白白治死人”，而是“稀里糊涂治死人”，远不如中医“稀里糊涂治好病”变更对患者有利。
5、从清除病毒的方式上而言，西医是通过杀死病毒，或者切除有病毒的肌体组织解决问题，而中医是通过铲除病毒生存的环境，使其不能在人体生存，从而达到健康不受侵害的目的。
这就是中医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是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关键所在。
6、从特效药而言，中医针对肺部感染引起的发烧，有特效药，而西医针对本次肺部感染引起的发烧，则没有特效药。
《中医理法方药精要》[4]记载，知母、生石膏等都是治疗肺部感染发烧的有效药物，完全可以弥补西药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不足。
7、从防治经验和立竿见影的方药来看，西医无疫苗，中医有良方。
“非典”过去十七年仍然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事实证明，对新冠肺炎，西医同样可能长期没有疫苗和特效药。
比较而言，中医比较成熟，有着两千多年的防疫抗疫经验，不仅《黄帝内经》对疫疠之气引发的流行性疾病有方案，而且《伤寒杂病论》更是张仲景有感于瘟疫危害总结医治疫病经验形成的，《金匮要略》对瘟疫的病因病机和病理、治疗方药也有专门论述，明清时期吴有性的《瘟疫论》、叶贵的《温热论》、吴塘《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都是治疗瘟疫的专著，也都有治疗瘟疫的有效方药、专方专药。
西医虽然有流行病学，有针对性的检测手段、方法和试剂，也有防治措施。但是，对于每一种新型流行性疾病，爆发初期，都是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除了使用“三素”加球蛋白，辅加面罩吸氧或呼吸机辅助呼吸等以外，基本束手无策，只能依赖患者自己和运气，而要等到研制出疫苗和特效药物，疫情已经扩展到不可控制了，死亡人数不知道要有多少。而中医可以直接上手，行之有效，即可以控制病情、控制疫情，也可以争取时间，为彻底治愈患者、挽救患者生命创造条件。
8、从对患者危害后果来看，西医过量使用激素，危害后果严重，中医一旦能救人命，基本上就能不留后遗症。
国家级中医大师邓铁涛在非典期间治疗弟子管轶和钟南山女儿等感染“非典”患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西医治疗由于过量使用激素，开始还有一定效果，但是长时间大剂量使用，会破坏患者免疫力，不仅会给患者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而且可以因为积液成痰加重感染等并发症，处理不好还会造成窒息死亡，重者造成患者免疫力被破坏诱发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这也就是许多被感染的西医学专家如红凌、林文斌等，包括年轻医生李文亮等熟悉西医的人群，一旦上了呼吸，就非常恐惧、无助、绝望，基本无治的原因。救治成功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这也就是特鲁多墓志铭所说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无论是2003年抗击非典，还是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医发挥的显著优势，都证明了这一点。
9、从防痰治痰对预后的影响来看
中医在治疗肺炎开处方时一般就采取措施预防痰的形成，化痰于无形，不让痰影响到疾病的预后和患者的康复。但是西医大量输入寒凉液体进入血管，流遍全身，包括肺脏、脾脏等生痰、储痰器官。即使用药物化痰，也仍然是通过输入寒凉液体来实现化痰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形成恶性循环，轻者影响患者恢复健康，重者处理不好会造成窒息死亡。这就是许多患者入院时还能自行活动，生活能够自理，入院后就越来越重，卧床不起，直至医治无效死亡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容易引发过度医疗纠纷的原因所在。此次疫情中解剖尸体前出现的患者窒息死亡就是这样形成的。虽然后来开始采取吸痰措施，但是都不如中医的防痰在先、从根本上解决后患要好得多。
10、从对患者的信心的影响而言，西医的不确定性后果更显著，中医可以树立患者预后的信心。
西医后果的不可知性严重，特别是对于西医学有了解的人群，会有更多的恐惧。西医开始有一定效果，一旦恶化就非常危险。而中医只要方药对症，一旦有了效果，就会逐步树立患者的信心，対预后充满希望和信心，更加有利于对患者的救治。
11、从检查确诊手段而言，西医的检测手段滞后，不如中医确诊迅速。
虽然中医不能确诊是否新冠肺炎疾病，因为当时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没有这种疾病的名称，系西医学专家新命名疾病。但是，中医却能诊断患者病发原因及病性、病位、疾病的严重程度、传变机制等病理、病机，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西医虽然能很快就分离出病毒毒株，并进行了基因测序，但是对患者确诊却没有大的影响，这也就是李文亮医生从被感染病发到确诊历时二十天的原因所在。二十天，这在一个生命与时间赛跑的期限，对患者多么重要，却因为不能确诊，也没有准许中医参与抢救感染者，而将最佳救治时间白白耽误了过去，最终导致李文亮医生遗憾的离开人世。类似的还有许多实际已经感染新冠肺炎但是核酸检测是阴性迟迟不能确诊的患者，也是由于没有中医参与抢救而遗憾离开人世的患者。
12、从对疾病不良后果的预防和控制上，中医更加积极主动，西医往往存在等待危害后果形成后再对症治疗的观望态度。
此次武汉疫情的扩大和井喷式爆发，恰恰就是第一批到武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存在等待观望的态度造成的，具体表现在开始不肯承认存在人传人的客观事实，致使李文亮等八名“造谣、传谣者”被训诫，而且在钟南山院士明确指出肯定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下，前两批专家组的代表高福主任仍然坚持只传染老年人，对儿童和年轻人没有敏感性、传染性，而置李文亮等许多年轻医护人员和中年专家王广发被感染的客观事实于不顾，不肯承认，从而造成李文亮的确诊被延误。类似的还有许多仪器检查不出来的感染患者。
13、从治疗措施的针对性、差异性上来看，西医按照标准化方案治疗，同时对用药毒副作用的避免缺乏有效措施，中医不仅处方考虑毒副作用的控制，而且还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更有针对性、差异化。
西医的常规用药治疗主要是静脉滴注“三素”，再加一些对症药物，一般每天七八瓶液体，三四公斤寒凉液体进入人体血液，连续十天半个月，消耗了人体内的大量热量等能量，并带来血液温度降低，体液循环速度减慢，人体的生理机能大幅降低，多器官气滞血瘀，功能衰减。同时寒凉的液体排不出去，还会带来水液积聚凝结成痰，造成感染。纠正的的方法仍然是将利尿药物、抗感染、化痰药物加入生理盐水或葡萄糖中输液，仍然是输入大量寒凉液体，形成恶性循环。这还不包括大量输液造成的血管病变。这就是近十年来医疗纠纷多发的原因所在。患者不是要伤害医生，而是医院为了经济利益伤害了患者。患者不是对所有的医院和医生反对，而是反对过度医疗而又不负责任的医生。
中医治病，患者不同的体质采取不同的方药，不仅用药品种不同，而且配伍、剂量也不同，甚至剂型丸、膏、汤、散也不同，用药方式或内服或外贴也不同，治病方法或针或灸也不同。在用药时就考虑疾病的发展会不会生痰，会不会生褥疮，都会在治疗中采取措施避免。这也是西医认为的中医不能复制、不具有普遍使用性、不能统计形成大比例的统一标准性方案，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的原因所在。而且不仅仅是西医，而且在整个科学界，改革开放后出生、成长起来、接受以科学为核心教育的一代代人，缺少传统文化修养，都存在这种认识误区。但是西医的这一观点不是建立在治疗效果上来评价医疗的科学性的，而是闭门造车制定标准的，是出于排除竞争对手、实现行业垄断、谋取暴利的目的来评价中医的科学性的，是为了实现垄断性敛财目的而诋毁中医、毁灭中医的。
14、从对待病毒变异方面来看，西医需要新的基因测序、寻找新的药物等，中医不需要这些，只需改变用药处方就可以。
面对病毒的变异，不仅原来的有效药物可能失效，需要寻找新的有效药物，或制造现在没有发现的特效治疗药物，制造新药总是落后于病毒的变异和抗药性，西医总是跟在病毒后面亦步亦趋，疲于奔命。
而中医则相反，不需要制造或寻找新的特效药物，只要辩证准确，诊断正确，就有现成的药物来应对，对证的药物就是特效药。因此，中医只需要用药物改善人们身体的内部状态，清除病毒生存的环境，无论病毒如何变异，人体强大的保护网都会将病毒挡在体外，使其不能危害人体健康。
综上所述，面对疫情突袭，虽然西医口罩、面罩吸氧、呼吸机辅助呼吸、防护服、检测试剂盒、基因测序、尸体解剖等为抗疫提供的了巨大的支持，但是仍然暴露出其需要等待疫苗、等待特效药可能贻误时机、导致疫情扩散，或者过量使用激素会造成感染者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而留下后遗症或者而一发不可收拾等危害后果等诸多不足，不能满足抗疫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中医不需要知道引发传染的是什么病毒，不需要进行病毒基因测序，不需要顾及病毒变异，都可以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控制疫情发展，且能够从根本上祛除病毒，恰恰弥补了西医技术的不足，具有西医无可替代的优势，这就是中医两次抗击疫情中战功赫赫、成为抗疫成功主要原因之一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相较已于西方国家控制疫情存在文化优势、技术优势的原因所在。
遗憾的是，由于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懂的人太少，对西方科学技术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过度迷信，以至于中医长期受到打压，优秀中医太少，在抗疫之战中明显兵力不足，收抗疫之战的效率受到影响，战疫优势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尽管如次，中国抗疫的胜利，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胜利，而且是传统医学的胜利，更是传统文化的胜利。正所谓华夏长缨在手，何惧新冠苍龙？！

参考文献：
1、曹军、冯清等编著《现代人看中医——趣谈中医药及全息》，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第 15页。
2、曹军、冯清等编著《现代人看中医——趣谈中医药及全息》，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第15页。
3、樊鼎编著《中医理法方药精要》，M，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第695、696页。

刘泽华
2020年4月16日

【作者简介】刘泽华，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刑事业务部主任，二级律师，现为中国卫生法学会会员、河南省律师协会直属分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论著：
一、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两篇
2008年10月在“第十七届世界医学法学会”发表题为《过失论的发展及其对法律趋向的启示》论文一篇；
2014年12月在“卫生法学与生命伦理国际研讨会”发表题为《医疗过错责任鉴定面临的困惑与应对》的论文一篇；
二、国内杂志、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
2010年、2014年在核心期刊《医学和法学》杂志发表论文各一篇，
三、在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
在《河南法制财经》发表刑法学论文一篇。另外还在《中国当代思想宝库》、《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发表论文，在省内外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四、在重大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2007年8月在“第七届中华全国律师论坛”发表题为《影响性诉讼促进法治进程——论佘祥林杀妻案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启示》（收录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和谐社会与律师使命——第七届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论文一篇并获优秀论文奖；
2018年11月在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2018年度年会发表论文二篇；
2012年9月在“中南六省（区）律师论坛”发表论文一篇，获优秀论文奖；
2016年11月在“中南六省（区）律师论坛”发表论文一篇，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分别在河南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年会发表论文各一篇，其中五篇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一篇获得二等奖。

[1] 转引自杨沛霆、赵红洲、王兴成著《领导与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6页，“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和结论”。
[2] 曹军、冯清等编著《现代人看中医——趣谈中医药及全息》，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第15页。
[3] 曹军、冯清等编著《现代人看中医——趣谈中医药及全息》，M，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第15页。
[4] 樊鼎编著《中医理法方药精要》，M，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第695、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