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严峻挑战。感染人数爆发式增长，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有限的医疗资源和激增的诊疗需求之间矛盾突出。如何公正地对有限医疗资源进行分配，这涉及有关生命伦理选择的思考。在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之时，如何才能走出迷局？
　　在重灾区纽约，感染高峰时的医疗物资严重不足，特别是治疗重症患者的医疗设备严重紧缺，纽约在2015年发布的医疗指导手册开始受到关注。该手册是当年为应对流感治疗所准备的，但也适用于新冠疫情。手册指出，稀缺医疗资源应该流向最有可能得救者。但问题在于：如果存在很多有救治希望的病人，但只有很少资源，该怎么办？手册指出，在此情况下，“随机选择（例如抽签）方法”更公平一些。因为如果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会对获取信息较慢的穷人不公平。
　　疫情之下，抽签决定生死的现实问题与法理学家富勒虚构的“洞穴奇案”中的法律迷局和伦理困境不谋而合。在“洞穴奇案”中，5名探险队员因山崩被困洞穴。为了维持生命等待救援，5名队员约定通过抽签方式吃掉其中一人，以暂时维持其余四人的性命。最终，四名队员被救，但却被法院以谋杀罪判处绞刑。
　　无论是虚构困境，还是真实事件，都值得认真思考。如果必须决定让谁去死，该何去何从？拯救谁，放弃谁，谁有权决定？选择与被选择，是否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不得已的“谋杀”背后，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正？事实上，不同的选择源自于不同的伦理准则，而这些伦理困境往往源自于相互冲突的伦理准则。结果主义伦理准则认为，选择正确与否，取决于你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所以，为了挽救几个人的性命，牺牲一个人是值得的。而绝对主义伦理准则则与此不同，它强调明确的责任和权利，而无论所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即使为了挽救几个人的性命，杀害一个无辜者也是不对的。两种伦理准则代表不同的考量公正的进路。一种进路认为，行为之公正与否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后果；正当的行为，就是人们经过综合考虑后所作出的、任何能够产生事物最佳状态的行为。另一进路则认为，从伦理上说，结果并不是应当关注的重点。某些义务和权利应当受到尊重，而这样做的原因并不依赖于后果。
　　西方有学者言：人们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来看待事物。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立场凝聚成不同的伦理准则，这些伦理准则为我们提供了选择工具。就法律伦理而言，其本身就是选择工具。在应用法律伦理时，需要经过明确法律原则、明确伦理争点、明确行为结果、明确其他选择和进行选择等五个步骤。
　　首先，明确法律原则。对于某一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法律及相关规则是如何规定的，该规则是选择性的还是强制性的，是否有相关的规则或解释，以及是否有相关的案例。然后，明确伦理争点。我们需要把握自己的个人信念对这一问题如何评价，个人信念是否允许情节较轻的情况，所设想的行为是否违反个人信念，如果违反的话，是重大违反抑或轻微违反。其次，明确行为结果。我们需要考量将要采取的行为将会对当事人、自己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产生怎样的结果。再次，明确其他选择。我们需要确定自己能否采用所提供的行为，如果不能的话，是否可以找到其他替代行为或者不采取任何行动。最后，克服困难，作出最终的选择。
　　疫情敲响了风险社会的警钟，未来变化莫测，类似选择或许还会发生，多元伦理立场与价值观念的碰撞，有助于促使我们思考生死选择的法律迷局与伦理困境，未来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能够更加明辨、审慎地作出选择。解决之道是从基本伦理价值出发，获得理论力量，并由此找到法律伦理判断的应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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