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受义务本位的法治观影响，我国立法中曾很长时间存在“重义务轻权利”的弊端，以致民间“法”“罚”不分，甚至谈“法”色变。改革开放以来，“重义务轻权利”在立法中有了根本性改观，不仅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基本权利，新近通过的民法典更是打造权利的“百科全书”。
　　当立法充分确认权利之后，执法如何对待法律文本上的权利规范和义务规范，则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其直接关系到立法所确认的权利果实能否惠及于民，进而影响到民众对于法治的心理认同。遗憾的是，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公权力机关内部，执法也呈现出“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其典型表现是：对于强调义务履行、责任承担的制度规范，纳入过程监督、强化问责导向、加大执行力度；但是对于授予权益、确认待遇的制度规范，执行起来则姗姗来迟、刚性不足。
　　执法中出现“重义务轻权利”的不良倾向，究其原因与执法部门的观念有关。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党和国家在建章立制方面既强调全面从严，也注重充分激发活力。但是从执法监督情况看，还存在更多关注义务性、责任性规范，对于权利规范的执行和落实情况监督覆盖不全、力度偏弱的情况。这种选择性监督，容易消耗掉立法所确认的改革红利，严重抑制了政策制度改革所欲释放的创新活力，获得的只是义务本位下的责任压力型秩序。
　　随着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压和政策制度改革的强劲推进，以往隐含于公职下的各种隐性福利被逐渐剔除；与此同时，相应的透明化福利待遇被纳入政策制度，以正式法规文件提振信心、激发活力。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部门、一些执法人员受“有错推定”的旧有思维影响，在问责尚未完全法治化的背景下，对于上面出台的权利型政策制度，或是本着只向上级负责的态度只盯住义务和责任的落实；或是担心不合规而宁可悬置不用以求“万全之策”；或是在义务履行上层层加码，对权利授予则人为压减限缩。
　　法治不仅要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同时也追求对包括公权力行使者在内的各类主体活力的激发。当旨在释放活力的良好立法得不到有力执行，且不能被纳入有效的监督范围时，我们构建的可能只是一种沉闷的压力型法治，无法释放出改革与法治的红利，也无法赢得人们的认同与信奉。
　　改变执法“重义务轻权利”，是正确推进法治实施的题中之义。这不能仅靠执法者的自觉，而且要深挖这一问题背后的窠臼。笔者以为关键的举措有二：一是实现问责法治化，严格依法问责，避免问责泛化造成执行者“宁左勿右”，彻底消除执法者“重义务轻权利”的各种顾虑；二是将执法工作全面纳入监督范围，不光对执行义务规范纳入考核评价，也要将执行落实权利规范情况纳入考核监督。只有将良法所配置的权利待遇全面实施，才能实现法治激发活力的一面，让秩序既安全稳定又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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