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违约方是否应享有法定解除权
       比较法上普遍承认，在因违约而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只有非违约方才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94条列举了几种典型的根本违约形态，规定“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此处“当事人”是否应仅限于守约方？按照体系解释，第94条第4项对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作出了兜底规定，在解释前述几项规定时，应当结合兜底条款进行，也即，只有在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时，对方当事人才能依法解除合同；从历史解释来看，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是债权人；此外，一旦采纳违约方解除权，将导致法律出现“隐藏的漏洞”，非违约方请求继续履行的权利将不复存在。因而，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约方不得享有法定解除权，但实际采纳了这一立场。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例，“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纠纷案”即为适例。但是，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仍不宜承认违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此种权利只能由非违约方享有，此种立场不仅与《合同法》规定的精神相一致，还存在如下原因：第一，有利于贯彻合同严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第二，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第三，符合合同解除作为非违约方补救方式的性质；第四，防止违约方从解约中获利，并有效保护非违约方。 
       有观点认为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给非违约方足够赔偿，就可以实现对非违约方进行充分救济，实现双赢局面，符合效率。问题在于，赋予违约方解除权，是否可以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对非违约方进行救济，就可以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这值得商榷。一方面，效率违约理论仅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合同能否履行，而没有充分兼顾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尤其是当事人对合同有效履行的合理期待；另一方面，损害赔偿未必能够对非违约方提供足够的救济，订约目的有时无法通过损害赔偿予以替代。 
       二、违约方提出解除合同的前提：出现合同僵局 
       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例外情形，大多是因为出现了合同僵局，法院通过裁判的方式终结合同的效力，但并没有真正赋予违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只是允许违约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通过裁判终结合同关系，从而使当事人从难以继续履行的合同中脱身。 
       从法律上看，合同僵局主要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合同难以继续履行，但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不同，法律效果也不同；第二，非违约方拒绝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请求；第三，双方当事人就是否应当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发生争议，不能形成一致意见。 
       法律上之所以要打破合同僵局，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维护公平和诚信原则。出现合同僵局时，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拒绝行使解除权，常常是为了向对方索要高价，这就违反了诚信和公平原则。另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费用。在打破合同僵局的情形下，可以使当事人及时从合同僵局中脱身，并及时开展其他交易，这在整体上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和费用。 
       三、打破合同僵局的方式：违约方申请司法解除 
       对打破合同僵局，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获得了普遍的共识，但问题在于，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打破僵局： 
       第一种模式是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这已经突破了《合同法》中合同解除权只能由非违约方享有的原则，对合同严守所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也是难以预料的。 
       第二种模式是借鉴比较法上的“事实解除”的概念，在一方宣告合同解除之后，事实上使合同解除。此种方式是双方都不履行合同，使合同自动解除，其与合同僵局的情形不同，以此种方式打破合同僵局，可能使合同的解除没有程序性要件和解除权形式要件的要求，契约精神与和合同严守也无从谈起。而且如果当事人事后主张事实解除合同不成立，而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则可能引发诸多纠纷。 
       第三种模式是借鉴比较法上的司法解除经验，由违约方在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法院经过审查认定符合司法解除条件的，判定合同解除。这值得我国借鉴。之所以有必要承认通过司法解除的方式解除合同，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合同僵局与违约没有必然联系；二是合同僵局是否形成需要由法院进行判断；三是合同僵局是否打破需要由法院认定；四是合同僵局被打破后的后果需由法院确定。 
       申请司法解除与确认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仍然存在区别。从性质上看，申请司法解除的权利归属于双方当事人，无论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而在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只有非违约方才享有法定解除权。从效力上看，在法定解除的情形下，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以意思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而在申请司法解除的情形下，需要由法院最终认定合同能否解除。我国正在起草的民法典确有必要规定司法解除制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需要给法官受理合同僵局纠纷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为法官在合同僵局情形下提供明确的裁判指引。《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2款的规定也并非违约解除权，而是司法解除。 
       四、通过 司法解除方式打破合同僵局的条件 
       通过司法解除的方式最终实现合同的消灭，需要满足两个层面的条件。第一层的条件是可以向法院提起司法解除的条件，第二层面的条件是认定是否构成合同僵局的实体判断条件。 
       就第一个层面的条件而言，从《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2款规定来看，“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才能作出司法解除。从该规定来看，非违约方滥用权利是合同司法解除的必要条件。这不妥，主要理由在于：第一，非违约方不行使解除权并不当然构成滥用权利；第二，构成权利滥用必须要求行使权利者有加损害于他人的故意；第三，滥用权利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 
       就第二个层面的条件而言，从《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2款规定来看，通过司法解除方式打破合同僵局的前提条件是“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规定显然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在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形下，并非所有情形下合同都不能履行，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形下，都是可以履行的。另一方面，以履行不能作为限定条件，可能混淆合同僵局与情事变更，即认为只有在符合情事变更的情形下，才能打破合同僵局。 
       因而，在完善民法典时应明确，合同僵局情形下的司法解除应当符合如下条件：首先，非违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了诚信原则；其次，非违约方拒绝解除合同对违约方显失公平；第三，应当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即便是司法解除，也应当适用不告不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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