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借款合同纠纷
作者：孙术校 律师 时间：2016年09月18日
[案情介绍]
2008年9月13日，某市公安局派出所接到李某的报案，并派人到现场处理。隽某于当日上午9时许，到某公司向张某索要5万元欠款，据隽某称其手持欠条被公司会计撕毁，民警到现场后，发现隽某手中以及一楼阳台雨蓬上有部分碎片，但内容不详。民警建议走司法渠道解决，隽某遂诉至法院。
原告隽某诉称，被告张某向其借款5万元，约定2008年中秋节后还款，其依约前往被告处催要该笔借款，在被告作出同意立即还款的表态后，原告将借条交给了被告，并做好接受被告付款的准备，不料被告收取借条后当即将借条撕碎，原告随即拨打110报警。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逾期还款利息，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张某辩称，撕碎的借条在法律上没有证明力，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借款5万元就是事实。而且撕借条时，被告并不在场，事后听会计说，原告持欠条来要钱，会计翻帐本发现原告还欠被告7.5万元的木方和模板钱没有给，就要原告写一张7.5万元的条子，原告不肯，会计就把欠条撕掉，当时原告并没有什么反映，半个小时后才报警。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隽某举证借条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一份。该借条原件，已被撕成碎片，在庭审时进行了粘贴，原件有部分内容缺失，剩余内容为：“借条，借到隽某亻○民币伍万元整，中秋卩○还，张某，2008.9.3”。而借条复印件的内容完整，载明：“借条，借到隽某人民币伍万元整，中秋节过后还，张某，2008.9.3”。被告对其不予认可，并称借条上张某的签名是真实的，但是其他内容是拼凑的;就算原、被告存在5万元的借款关系，借条被撕毁，也说明债务已经清偿。
[案情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就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借贷事实存在的主要依据就是借条的复印件及部分原件的碎片，要想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必须解决原告举证的“借条”的证据效力问题。
在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有的案件证据确凿充分，有的案件证据则比较少或者存在种种瑕疵，甚至有的案件几乎没有多少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遵循职业道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从借条的形式来看，原告举证的借条虽是被撕毁的碎片，但是经过粘贴，借条仍保持了证明原、被告间借款事实的完整性，此外，原告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借条复印件，复印件的内容与原件一致，而且被告自己对借条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进一步说明了借条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就借条本身而言，虽有瑕疵，但仍具备了证据的完整性，能够反映出双方借款时的真实情况。
从借条撕毁的原因来看，原、被告均认可是被告的会计将借条撕毁，但是对撕毁的理由各执一词。原告称是被告同意还款后，原告遂将借条交给被告，但被告会计未付款就将借条撕毁。被告的理由则是，会计在原告来索款时，发现原告还欠被告7.5万元的木方和模板钱，要求原告出具7.5万元的条据，原告不肯，会计遂把欠条撕掉。笔者认为，借条撕毁的事发当时只有原告及被告会计在场，撕毁借条究竟是何原因和过程已经无法查明，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时，应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称其会计撕毁借条是因为原告尚欠被告木方和模板钱，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倘若原、被告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笔欠款关系，而原告又不同意出具欠条，被告完全可以另行主张，而不是擅自把借条撕毁，在借条被毁后原告马上拨打“110”，说明原告并不同意被告撕毁借条抵销债务，更何况被告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欠其木方和模板钱，所以被告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被告所陈述的撕毁借条的原因，较之原告的陈述，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其陈述的不可信程度高于原告的解释，相反，原告的解释则较为合理。
从举证责任分配来看，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中所体现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承担原则，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就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原告主张借款事实成立，并提交了借条作为证据，同时对借条被撕毁的具体原因作出了符合情理的解释，此时，原告的举证责任已经结束。被告若想反驳原告的主张，就必须提供其不欠原告借款或者已经还款的证据。但是，被告只是提出其与原告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抗辩，既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其主张，也一直未能提供其还款的证据，其抗辩的理由又缺乏合理性，不足以对抗原告所提出的事实和主张，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乃至败诉的后果，应认定原告提供证据的效力。
综上，原告举证的借条能够作为认定其与被告之间5万元借款事实存在的证据，应当予以采信。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当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完全确定证明某一事实时，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时，法官可裁判采信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据，判决另一方承担败诉的后果。适用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及相关的证据规则，可以在平衡各种诉讼价值的基础上，使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与自然事实的一致。
[案情介绍]
2006年1月份，原告吕某与案外人刘某共同以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各自从被告某信用社下设的文卫路信用社贷款200万元。同年12月12日，吕某在文卫路信用社以自己的名义开办了一个活期存款折，并将该存折存放于信用社。同年12月30日，吕某汇入该存折现金177万元，用于偿还自己的借款本息。在汇款前，该存折留有存款24万元。文卫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于汇款的当天，从该存折上支取现金201万元，用于偿还吕某借款本息88万元，并在未征得吕某同意的情况下，偿还其他人员借款利息111万元，剩余部分返还给吕某。为此，吕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信用社从提取存款之日起，为其核减借款本息111万元。
[案情分析]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应以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提起诉讼。理由是,以借款合同中所列借款人员的名义提起诉讼，不仅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主体的相关规定，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和受理的规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不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应以实际借款人吕某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人，多数是吕某与文卫路信用社的负责人经过协商，由吕某采用私刻印章的方式而虚设的。虚设借款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借款数额，规避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贷款限额的规定。因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借款人是虚拟的，故不能以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评析]
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其提起诉讼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的必备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与本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是衡量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重要标准，是原告提起诉讼的先决条件。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吕某虽然不是借款合同所列的一方当事人，但却享有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也履行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事实上已成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文卫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与吕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对吕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心知肚明的、予以认可的。吕某以他人的名义与某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然违反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规定，但却并不违反合同的效力性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2、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名借款人，虽然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对性特征，应该享有合同所确定的权利，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享有该项权利，也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事实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规范，不受合同的规范性约束。因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是虚拟的，借款合同对他们是无法约束的，故以他们的身份提起诉讼是不可能的。另外，被告某信用社也无法向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主张权利，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也不可能向被告履行义务。该案的借款合同只能约束实际借款人吕某与贷款人某信用社，对虚拟借款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3、本案吕某与借款合同上所列的虚拟借款人之间形成了无权代理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权代理具有以下特征：无权代理的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代理行为已经成立;无权代理行为是具备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的行为;在代理行为的特殊有效要件上，无权代理只欠缺代理权这一有效要件，并不欠缺被代理人存在、确定、合格等有效要件。由此可见，吕某与虚拟的借款人之间完全符合无权代理的特征，形成了事实上的无权代理关系。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就该案而言，吕某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虚拟借款人的追认。借款合同不能对虚拟借款人发生效力，只能由实际借款人吕某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综上所述，吕某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不仅适格，而且其提起的诉讼也符合受理条件，不应裁定驳回起诉。
[案情结果]
笔者认为，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不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应以实际借款人吕某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人，多数是吕某与文卫路信用社的负责人经过协商，由吕某采用私刻印章的方式而虚设的。虚设借款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借款数额，规避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贷款限额的规定。因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借款人是虚拟的，故不能以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相关法规]
1、吕某虽然不是借款合同所列的一方当事人，但却享有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也履行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事实上已成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文卫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与吕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对吕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心知肚明的、予以认可的。吕某以他人的名义与某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然违反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规定，但却并不违反合同的效力性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2、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名借款人，虽然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对性特征，应该享有合同所确定的权利，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享有该项权利，也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事实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规范，不受合同的规范性约束。因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是虚拟的，借款合同对他们是无法约束的，故以他们的身份提起诉讼是不可能的。另外，被告某信用社也无法向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主张权利，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也不可能向被告履行义务。该案的借款合同只能约束实际借款人吕某与贷款人某信用社，对虚拟借款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3、本案吕某与借款合同上所列的虚拟借款人之间形成了无权代理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权代理具有以下特征：无权代理的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代理行为已经成立;无权代理行为是具备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的行为;在代理行为的特殊有效要件上，无权代理只欠缺代理权这一有效要件，并不欠缺被代理人存在、确定、合格等有效要件。由此可见，吕某与虚拟的借款人之间完全符合无权代理的特征，形成了事实上的无权代理关系。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就该案而言，吕某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虚拟借款人的追认。借款合同不能对虚拟借款人发生效力，只能由实际借款人吕某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该内容由河北英利律师事务所资深主任律师孙术校友情提供，仅供参考。
2008年9月13日，某市公安局派出所接到李某的报案，并派人到现场处理。隽某于当日上午9时许，到某公司向张某索要5万元欠款，据隽某称其手持欠条被公司会计撕毁，民警到现场后，发现隽某手中以及一楼阳台雨蓬上有部分碎片，但内容不详。民警建议走司法渠道解决，隽某遂诉至法院。
原告隽某诉称，被告张某向其借款5万元，约定2008年中秋节后还款，其依约前往被告处催要该笔借款，在被告作出同意立即还款的表态后，原告将借条交给了被告，并做好接受被告付款的准备，不料被告收取借条后当即将借条撕碎，原告随即拨打110报警。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逾期还款利息，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张某辩称，撕碎的借条在法律上没有证明力，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借款5万元就是事实。而且撕借条时，被告并不在场，事后听会计说，原告持欠条来要钱，会计翻帐本发现原告还欠被告7.5万元的木方和模板钱没有给，就要原告写一张7.5万元的条子，原告不肯，会计就把欠条撕掉，当时原告并没有什么反映，半个小时后才报警。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隽某举证借条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一份。该借条原件，已被撕成碎片，在庭审时进行了粘贴，原件有部分内容缺失，剩余内容为：“借条，借到隽某亻○民币伍万元整，中秋卩○还，张某，2008.9.3”。而借条复印件的内容完整，载明：“借条，借到隽某人民币伍万元整，中秋节过后还，张某，2008.9.3”。被告对其不予认可，并称借条上张某的签名是真实的，但是其他内容是拼凑的;就算原、被告存在5万元的借款关系，借条被撕毁，也说明债务已经清偿。
[案情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就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借贷事实存在的主要依据就是借条的复印件及部分原件的碎片，要想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必须解决原告举证的“借条”的证据效力问题。
在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有的案件证据确凿充分，有的案件证据则比较少或者存在种种瑕疵，甚至有的案件几乎没有多少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遵循职业道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从借条的形式来看，原告举证的借条虽是被撕毁的碎片，但是经过粘贴，借条仍保持了证明原、被告间借款事实的完整性，此外，原告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借条复印件，复印件的内容与原件一致，而且被告自己对借条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进一步说明了借条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就借条本身而言，虽有瑕疵，但仍具备了证据的完整性，能够反映出双方借款时的真实情况。
从借条撕毁的原因来看，原、被告均认可是被告的会计将借条撕毁，但是对撕毁的理由各执一词。原告称是被告同意还款后，原告遂将借条交给被告，但被告会计未付款就将借条撕毁。被告的理由则是，会计在原告来索款时，发现原告还欠被告7.5万元的木方和模板钱，要求原告出具7.5万元的条据，原告不肯，会计遂把欠条撕掉。笔者认为，借条撕毁的事发当时只有原告及被告会计在场，撕毁借条究竟是何原因和过程已经无法查明，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时，应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称其会计撕毁借条是因为原告尚欠被告木方和模板钱，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倘若原、被告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笔欠款关系，而原告又不同意出具欠条，被告完全可以另行主张，而不是擅自把借条撕毁，在借条被毁后原告马上拨打“110”，说明原告并不同意被告撕毁借条抵销债务，更何况被告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欠其木方和模板钱，所以被告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被告所陈述的撕毁借条的原因，较之原告的陈述，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其陈述的不可信程度高于原告的解释，相反，原告的解释则较为合理。
从举证责任分配来看，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中所体现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承担原则，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就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原告主张借款事实成立，并提交了借条作为证据，同时对借条被撕毁的具体原因作出了符合情理的解释，此时，原告的举证责任已经结束。被告若想反驳原告的主张，就必须提供其不欠原告借款或者已经还款的证据。但是，被告只是提出其与原告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抗辩，既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其主张，也一直未能提供其还款的证据，其抗辩的理由又缺乏合理性，不足以对抗原告所提出的事实和主张，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乃至败诉的后果，应认定原告提供证据的效力。
综上，原告举证的借条能够作为认定其与被告之间5万元借款事实存在的证据，应当予以采信。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当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完全确定证明某一事实时，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时，法官可裁判采信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据，判决另一方承担败诉的后果。适用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及相关的证据规则，可以在平衡各种诉讼价值的基础上，使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与自然事实的一致。
[案情介绍]
2006年1月份，原告吕某与案外人刘某共同以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各自从被告某信用社下设的文卫路信用社贷款200万元。同年12月12日，吕某在文卫路信用社以自己的名义开办了一个活期存款折，并将该存折存放于信用社。同年12月30日，吕某汇入该存折现金177万元，用于偿还自己的借款本息。在汇款前，该存折留有存款24万元。文卫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于汇款的当天，从该存折上支取现金201万元，用于偿还吕某借款本息88万元，并在未征得吕某同意的情况下，偿还其他人员借款利息111万元，剩余部分返还给吕某。为此，吕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信用社从提取存款之日起，为其核减借款本息111万元。
[案情分析]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应以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提起诉讼。理由是,以借款合同中所列借款人员的名义提起诉讼，不仅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主体的相关规定，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和受理的规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不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应以实际借款人吕某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人，多数是吕某与文卫路信用社的负责人经过协商，由吕某采用私刻印章的方式而虚设的。虚设借款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借款数额，规避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贷款限额的规定。因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借款人是虚拟的，故不能以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评析]
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其提起诉讼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的必备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与本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是衡量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重要标准，是原告提起诉讼的先决条件。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吕某虽然不是借款合同所列的一方当事人，但却享有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也履行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事实上已成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文卫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与吕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对吕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心知肚明的、予以认可的。吕某以他人的名义与某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然违反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规定，但却并不违反合同的效力性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2、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名借款人，虽然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对性特征，应该享有合同所确定的权利，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享有该项权利，也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事实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规范，不受合同的规范性约束。因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是虚拟的，借款合同对他们是无法约束的，故以他们的身份提起诉讼是不可能的。另外，被告某信用社也无法向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主张权利，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也不可能向被告履行义务。该案的借款合同只能约束实际借款人吕某与贷款人某信用社，对虚拟借款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3、本案吕某与借款合同上所列的虚拟借款人之间形成了无权代理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权代理具有以下特征：无权代理的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代理行为已经成立;无权代理行为是具备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的行为;在代理行为的特殊有效要件上，无权代理只欠缺代理权这一有效要件，并不欠缺被代理人存在、确定、合格等有效要件。由此可见，吕某与虚拟的借款人之间完全符合无权代理的特征，形成了事实上的无权代理关系。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就该案而言，吕某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虚拟借款人的追认。借款合同不能对虚拟借款人发生效力，只能由实际借款人吕某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综上所述，吕某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不仅适格，而且其提起的诉讼也符合受理条件，不应裁定驳回起诉。
[案情结果]
笔者认为，原告吕某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不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应以实际借款人吕某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人，多数是吕某与文卫路信用社的负责人经过协商，由吕某采用私刻印章的方式而虚设的。虚设借款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借款数额，规避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贷款限额的规定。因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借款人是虚拟的，故不能以其他一百余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相关法规]
1、吕某虽然不是借款合同所列的一方当事人，但却享有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也履行了借款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事实上已成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文卫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与吕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对吕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心知肚明的、予以认可的。吕某以他人的名义与某信用社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然违反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规定，但却并不违反合同的效力性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2、借款合同上所列的其他一百余名借款人，虽然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对性特征，应该享有合同所确定的权利，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享有该项权利，也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事实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规范，不受合同的规范性约束。因这些名义上的借款人是虚拟的，借款合同对他们是无法约束的，故以他们的身份提起诉讼是不可能的。另外，被告某信用社也无法向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主张权利，这些虚拟的借款人也不可能向被告履行义务。该案的借款合同只能约束实际借款人吕某与贷款人某信用社，对虚拟借款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3、本案吕某与借款合同上所列的虚拟借款人之间形成了无权代理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权代理具有以下特征：无权代理的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代理行为已经成立;无权代理行为是具备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的行为;在代理行为的特殊有效要件上，无权代理只欠缺代理权这一有效要件，并不欠缺被代理人存在、确定、合格等有效要件。由此可见，吕某与虚拟的借款人之间完全符合无权代理的特征，形成了事实上的无权代理关系。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就该案而言，吕某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虚拟借款人的追认。借款合同不能对虚拟借款人发生效力，只能由实际借款人吕某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该内容由河北英利律师事务所资深主任律师孙术校友情提供，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