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产前漏诊造成婴儿缺陷 医院担责被判赔偿十万
作者：在线 律师 时间：2012年04月25日
产前多次孕检显示胎儿一切正常，结果分娩出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婴儿，郭某夫妇为此将医院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抚养费等共计47万余元。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由于医院产前漏诊、孕检过于简单，其过失行为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医院承担完全责任，赔偿郭某损失共计1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4月，郭某怀孕，分别于孕14周、28周、33周、38周到房山某医院对胎儿唐氏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进行筛查。2007年1月，郭某在该医院分娩产出婴儿，该婴儿经诊断患有先天性脊柱裂。
2008年4月，北京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专家分析意见指出，先天性脊柱裂是患儿自身所患疾病，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但是在给患儿之母郭某做产前检查的过程中医院存在以下过失：一是在郭某孕14周时，医院未告知并进行唐氏综合征筛查（唐筛），错过了诊断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筛查的时机；二是每次B超检查的项目和报告的内容均过于简单。根据几次B超显示的羊水量以及患儿先天性脊柱裂的部位和脊膜膨出的大小判断，产前有机会作出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的正确诊断。医院的过失导致漏诊了胎儿所患先天性脊柱裂，致使患方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胎儿出生的机会，医院应对此负完全责任。结论：此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2009年1月，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内容与北京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基本一致，该意见书分析说明：为减少出生缺陷，经产妇及家属同意院方要对胎儿唐氏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筛查。孕妇14周可以进行筛查，但医院未告知也未进行此项目的筛查，导致错过了筛查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的时机，医院存在告知方面的缺陷。郭某在医院产前一共进行4次B超检查，但B超检查的项目过于简单，没有筛查胎儿脊柱，不符合相关规范。鉴于婴儿不足两周岁，其运动肢体运动的发展尚不稳定，不符合残疾评定的时机，建议待肢体运动趋于稳定后再进行残疾评定。鉴定意见：医院的产前检查存在过失之处，由于该过失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
法院认为，国家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公民享有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法院采纳两份鉴定书意见，先天性脊柱裂是婴儿自身所患疾病，其疾病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不属于医疗事故。可是医院在检查过程中，未告知并进行唐氏综合征筛查，错过了诊断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筛查的时机，且每次B超检查的项目和报告的内容均过于简单，漏诊了胎儿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存在过失，医院应对此负完全责任。
医院的不作为行为侵害了郭某夫妇的其他人格利益，这种其他人格利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格权范畴。由于郭某夫妇与胎儿特定的血缘关系，胎儿的健康状况是郭某夫妇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不健康婴儿的出生给郭某夫妇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医院应对郭某赔偿精神抚慰金。由于婴儿具有先天性缺陷，比较一个健康子女的抚养，会有额外支付的费用，此费用法院酌定处理。最终法院判处医院赔偿郭某夫妇精神抚慰金、孕期检查费、鉴定费、经济赔偿共计10万元。
当事人说
郭某：医院过错致使无法实现选择性妊娠
2006年4月，郭某怀孕，为保证母婴健康，分别于孕14周、孕38周、孕40周到房山某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均被诊断为无异常。2007年1月，郭某在医院分娩产出胎儿发现其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胎儿出生后，医院明知其患疾病的危险性，仍然拒绝给予专业的护理，听任其腰骶部的膨出物壁破裂，造成后续治疗康复无望。
郭某进行孕期检查的目的就是要确定胎儿是否存在发育异常的先天缺陷，以便尽早终止妊娠。如果医生发现胎儿存在“先天性脊柱裂”缺陷并告知此情况，郭某没有理由不听医生的建议，重新选择生育一个健康的婴儿。医院的过错致郭某无法实现选择性妊娠，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要求房山某医院赔偿医疗费、鉴定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共计47万余元。
医院：设备存在局限，漏洞不可避免
郭某之子出生时存在的神经管缺陷被认为是先天性脊柱裂，并不是医院的B超产前检查行为造成的。
郭某在医院进行的超声检查属常规产前超声检查，检查设备存在技术方面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伪像和误区。根据《北京市产前诊断与产前筛查工作规范》中对产前超声筛查标准的规定，先天性脊柱裂的检出率为80％，漏诊率为20％，况且本院不是产前筛查机构，进行的超声检查仅属于常规的超声检查，存在漏洞不可避免。
房山某医院作为二级医院，缺乏对患儿之病的治疗及护理经验，当时患儿显性脊柱裂有包块，随时有破裂的可能，造成有生命危险，医院建议其到市级医院就诊。次日，家属抱患儿到儿童医院就诊。患儿返回医院后，医院对其膨出部分进行了局部护理，并建议其去市级医院就诊，家属不同意，坚持在产科观察。综上，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费应由郭某等人自行负担。
连线法官
不属医疗事故但医院有过失
本案承办法官吕春华、赵寒青对记者说，案件争议焦点有三：医院的产前检查过失与患儿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院产前检查过失可能带来的影响；患儿所患疾病的后续性相关费用问题及判后工作。
针对第一点，法院认为：根据北京医学会和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的鉴定报告，可以确定患儿出生时存在的神经管缺陷是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并不是医院进行B超等产前检查行为造成的。医院行为已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而是医疗过失，但医院在告知方面和孕检方面均存在缺陷，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根据法学领域因果关系判断的相关理论，患儿所患的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是根本原因，但作为因果关系链条中重要介入因素的孕检，在应该检查出胎儿患有此类先天缺陷，并履行结果义务的情况之下，由于医院的工作过失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胎儿出生与否的机会，从而导致患有先天缺陷的患儿出生，给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压力。因此，医院的过失虽与患儿的先天性生理缺陷没有因果关系，但与这个孩子的降生以及对其家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有因果关系，应对此承担与其责任相当的赔偿义务。
针对第二点，医院作为医疗保健机构，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为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工作中存在未履行应尽的告知义务，造成唐氏综合征漏查，错过了诊断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筛查的时机。并且每次B超检查的项目和报告的内容均过于简单。由于该医院的工作过失，致使郭某没有实现其了解胎儿是否正常发育的目的。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但该医院的医疗过失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胎儿出生的机会，其与我国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宗旨相悖。该医院的医疗过失不仅给家庭造成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此并非法院的赔偿判决所能弥补。医院的医疗过失将使医院蒙受经济损失，声誉上受到损害。医院及相关医疗单位在产前诊断工作中应当汲取教训，严格执行相应的操作规范，准确填写各项记录，同时加强岗位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避免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针对第三点，由于目前患儿年龄较小，不足2岁，现运动肢体运动尚不稳定，鉴定机构认为尚不符合残疾评定的时机，待肢体运动趋于稳定后再进行残疾评定。从双方当事人利益考虑，患儿后续性相关费用不予认定，今后发生纠纷，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事实清楚，法庭在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审判结果的合情、合理、合法，而且借助审判工作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律宣传、帮助，践行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一体化机制，建立案件的审理联动体系，并实现审判工作的延伸职能。在与医院协调之后，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收到判决书后，及时予以执行。该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医疗主管部门对孕检工作的监督与指导给予了警示。
新闻背景
我国每年新增畸形儿达百万
没有人不希望新生的孩子是健康的天使，可是权威机构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畸形儿出生率有所上升，中国每年新增加先天畸形儿童达80～120万。众多无辜的天使折翼于优生优育的第一道防线。畸形儿的出生不仅给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畸形儿出生率的上升与父母健康意识缺乏有很大关系。因此，普及宣传孕期保健知识和了解畸形儿发生的原因与预防是十分关键的。
新生儿先天畸形大多与病毒感染、药物、环境污染等因素有关。通过孕前检查，大部分胎儿畸形是可以避免的。据专业人士介绍，怀孕16-24周进行超声检查，70%-80%的胎儿畸形可以被查出来，20%通过对羊水、基因等实验室化验也可以筛查出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胎位、羊水、机器等各方面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畸形胎儿都能查出来。
要避免生育畸形儿，就要从畸形儿产生根源的内因与外因着手。外因主要来自环境影响。孕早期过量接受放射性物质有可能导致畸形儿的产生，因此孕早期尽可能不做腹部X线透视或摄片，否则有引起先天性心脏缺陷、小头畸形、死胎等危险。同时，孕早期使用雌激素、雄激素及孕激素，可引起胎儿性别的变化及其他畸形。孕妇连续用链霉素可致新生儿耳聋。此外，四环素、激素类的药物都有致畸的报道，所以妊娠期用药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不仅如此，准父母长期大量饮酒、吸烟，都有可能产生死胎、低体重儿、智力低下儿等情况。同时，孕妇病毒感染也是导致畸形儿的原因之一，常见的是孕早期母亲患流感、风疹、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等病毒感染，可使胎儿患小头畸形及脑积水、脑钙化等组织或器官畸形。
畸形儿产生的内因主要来自遗传因素，这是由来自父母亲的遗传物质的异常而造成的。人体内的遗传物质存在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通常染色体是稳定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如放射线、药物、疾病，被污染的水、空气等），染色体的数目、结构可发生异常，而染色体上的一个或多个基因（决定遗传性状的功能单位）发生了突变，则可造成畸胎。
新闻链接
孕检未发现胎儿无左臂 医院被判赔偿15万
张某产前7次去北大医院检查，都显示胎儿正常，但她产下的男婴却没有整条左臂。张某认为，医院未进行科学查诊，侵犯了她的知情权和选择生育权，因此诉至法院。2008年7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北大医院赔偿15万元。
张某说，她曾有过不明流产，因此格外重视产前诊断，特意选择了著名的北大医院定期作产前检查。前后共做了7次B超检查，医生都说很正常。2006年7月7日，张某生下婴儿，却发现孩子缺失整条左臂。张某认为，胎儿四肢在B超检查范围内，应该很容易查出来，因此将医院诉至法院，索赔112万元。
庭审时，北大医院称胎儿缺失左臂是先天性的，并且检查项目并不要求对上肢长骨进行检查，因此不愿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曾中止妊娠4次，且有原因不明的2次胎停育史，都明确记载在病历中。医院忽视了她的既往病史，漏检胎儿四肢长骨，违反了相应规范。漏检后出具的报告不能如实反映胎儿的发育，造成张某的知情权和生育选择权没有得到保证。考虑检查可能出现的误差，法院确定医院按95%的责任赔偿张某的相关损失。另外，婴儿的残疾属先天性，残疾状况和医院诊疗行为无关联性，因此酌情降低了部分赔偿额。据此，法院判决北大医院赔偿张某15万元。
孕检异常生出脑畸儿 医院服务不完善赔5万
多次孕检显示胎儿脑部发育可能异常，陈某仍抱着侥幸心理生下了孩子。结果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大脑发育畸形，且终生不能治愈。陈某为此将医院告上法院，索赔50万元。由于医学上规定，在孕检不能作出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医方不能提出终止妊娠的建议，法院最终认定医院未失职。
陈某怀孕后，在江苏省南京市某医院建立了孕产妇保健手册，2007年4月，陈某到该院例行检查，医生怀疑胎儿胼胝体发育不全，建议复检。5月，陈某复检结果仍显示异常，但无法确认胎儿是不是大脑发育畸形，医生建议再做核磁共振和脐血染色体检查，以便确诊。后陈某到另一家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院仍不能确诊。5月22日，陈某又做了染色体检查。21天后，染色体检查结果还没出来，陈某就生产了。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大脑发育畸形，陈某伤心之余，将医院告上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索赔5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并无过错，也基本履行了告知义务，没有侵犯陈某的知情权，陈某应当自行判断风险，自行做出决定，自行承担后果。但医院作为三级甲等医院，服务质量理应高于一般医院，在孕检存在风险但不能确诊的情况下，应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对陈某进行告知，并加深陈某对此的认识。但该院的服务质量不高，在病历的书写上、告知的方式上均有不完善之处，没能引起陈某的足够重视，增加了陈某不能及时作出判断的可能性，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据此，法院判处医院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
孕检正常女婴出生畸形 告医院获赔15万
张某在深圳一家医院孕前检查时获知胎儿没有异常，可生出来后却发现婴儿左手指先天性残缺，遂将医院告上法庭，索赔33万元。
张某说，医院在印制的广告中宣称，“全息数码彩超”是全球影像医师最推崇的实时数字化全息成像设备，具有成像清晰，诊断准确的特点，该设备可以为孕期的准妈妈检查胎儿发育情况，确保优生优育。看到宣传，张某就到该院做了一次“全息数码彩超”检查。医院在检查报告单上写明：“中孕、单胎、胎儿存活”。不久张某产下一女婴，却发现女婴左手指先天性残缺，张某认为医院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请求法院判令医院支付其女儿的残疾生活补助费、精神损失费33万元。
庭审中，深圳市医学会对医院彩超影像和制作的照片进行了复核，发现胎儿左手三维影像确实显示有异常，与患儿目前左手的畸形情况相符。医学会鉴定结论认为：该院在患者提供其有胎儿先天性疾病的家族史情况下，未引起特别重视，未建议患者做进一步检查；彩超检查报告描述过于简单；也未告知产前孕妇进行彩超检查的适应征、局限性等。医院的彩超检查未能提示胎儿左手指残缺的可能性，对张某是否选择终止妊娠有一定影响，但不构成医疗事故，同时深圳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对女婴的伤残情况进行鉴定后，认为其构成7级伤残。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本案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并不能否定医院侵害张某知情权的事实，因此判令医院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张某各项损失15万元。
（来源于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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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4月，郭某怀孕，分别于孕14周、28周、33周、38周到房山某医院对胎儿唐氏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进行筛查。2007年1月，郭某在该医院分娩产出婴儿，该婴儿经诊断患有先天性脊柱裂。
2008年4月，北京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专家分析意见指出，先天性脊柱裂是患儿自身所患疾病，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但是在给患儿之母郭某做产前检查的过程中医院存在以下过失：一是在郭某孕14周时，医院未告知并进行唐氏综合征筛查（唐筛），错过了诊断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筛查的时机；二是每次B超检查的项目和报告的内容均过于简单。根据几次B超显示的羊水量以及患儿先天性脊柱裂的部位和脊膜膨出的大小判断，产前有机会作出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的正确诊断。医院的过失导致漏诊了胎儿所患先天性脊柱裂，致使患方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胎儿出生的机会，医院应对此负完全责任。结论：此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2009年1月，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内容与北京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基本一致，该意见书分析说明：为减少出生缺陷，经产妇及家属同意院方要对胎儿唐氏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筛查。孕妇14周可以进行筛查，但医院未告知也未进行此项目的筛查，导致错过了筛查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的时机，医院存在告知方面的缺陷。郭某在医院产前一共进行4次B超检查，但B超检查的项目过于简单，没有筛查胎儿脊柱，不符合相关规范。鉴于婴儿不足两周岁，其运动肢体运动的发展尚不稳定，不符合残疾评定的时机，建议待肢体运动趋于稳定后再进行残疾评定。鉴定意见：医院的产前检查存在过失之处，由于该过失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
法院认为，国家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公民享有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法院采纳两份鉴定书意见，先天性脊柱裂是婴儿自身所患疾病，其疾病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不属于医疗事故。可是医院在检查过程中，未告知并进行唐氏综合征筛查，错过了诊断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筛查的时机，且每次B超检查的项目和报告的内容均过于简单，漏诊了胎儿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存在过失，医院应对此负完全责任。
医院的不作为行为侵害了郭某夫妇的其他人格利益，这种其他人格利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格权范畴。由于郭某夫妇与胎儿特定的血缘关系，胎儿的健康状况是郭某夫妇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不健康婴儿的出生给郭某夫妇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医院应对郭某赔偿精神抚慰金。由于婴儿具有先天性缺陷，比较一个健康子女的抚养，会有额外支付的费用，此费用法院酌定处理。最终法院判处医院赔偿郭某夫妇精神抚慰金、孕期检查费、鉴定费、经济赔偿共计10万元。
当事人说
郭某：医院过错致使无法实现选择性妊娠
2006年4月，郭某怀孕，为保证母婴健康，分别于孕14周、孕38周、孕40周到房山某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均被诊断为无异常。2007年1月，郭某在医院分娩产出胎儿发现其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胎儿出生后，医院明知其患疾病的危险性，仍然拒绝给予专业的护理，听任其腰骶部的膨出物壁破裂，造成后续治疗康复无望。
郭某进行孕期检查的目的就是要确定胎儿是否存在发育异常的先天缺陷，以便尽早终止妊娠。如果医生发现胎儿存在“先天性脊柱裂”缺陷并告知此情况，郭某没有理由不听医生的建议，重新选择生育一个健康的婴儿。医院的过错致郭某无法实现选择性妊娠，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要求房山某医院赔偿医疗费、鉴定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共计47万余元。
医院：设备存在局限，漏洞不可避免
郭某之子出生时存在的神经管缺陷被认为是先天性脊柱裂，并不是医院的B超产前检查行为造成的。
郭某在医院进行的超声检查属常规产前超声检查，检查设备存在技术方面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伪像和误区。根据《北京市产前诊断与产前筛查工作规范》中对产前超声筛查标准的规定，先天性脊柱裂的检出率为80％，漏诊率为20％，况且本院不是产前筛查机构，进行的超声检查仅属于常规的超声检查，存在漏洞不可避免。
房山某医院作为二级医院，缺乏对患儿之病的治疗及护理经验，当时患儿显性脊柱裂有包块，随时有破裂的可能，造成有生命危险，医院建议其到市级医院就诊。次日，家属抱患儿到儿童医院就诊。患儿返回医院后，医院对其膨出部分进行了局部护理，并建议其去市级医院就诊，家属不同意，坚持在产科观察。综上，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费应由郭某等人自行负担。
连线法官
不属医疗事故但医院有过失
本案承办法官吕春华、赵寒青对记者说，案件争议焦点有三：医院的产前检查过失与患儿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院产前检查过失可能带来的影响；患儿所患疾病的后续性相关费用问题及判后工作。
针对第一点，法院认为：根据北京医学会和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的鉴定报告，可以确定患儿出生时存在的神经管缺陷是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并不是医院进行B超等产前检查行为造成的。医院行为已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而是医疗过失，但医院在告知方面和孕检方面均存在缺陷，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脊柱裂胎儿出生的机会。根据法学领域因果关系判断的相关理论，患儿所患的先天性脊柱裂、脊膜膨出是根本原因，但作为因果关系链条中重要介入因素的孕检，在应该检查出胎儿患有此类先天缺陷，并履行结果义务的情况之下，由于医院的工作过失致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胎儿出生与否的机会，从而导致患有先天缺陷的患儿出生，给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压力。因此，医院的过失虽与患儿的先天性生理缺陷没有因果关系，但与这个孩子的降生以及对其家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有因果关系，应对此承担与其责任相当的赔偿义务。
针对第二点，医院作为医疗保健机构，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为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工作中存在未履行应尽的告知义务，造成唐氏综合征漏查，错过了诊断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生化筛查的时机。并且每次B超检查的项目和报告的内容均过于简单。由于该医院的工作过失，致使郭某没有实现其了解胎儿是否正常发育的目的。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但该医院的医疗过失使郭某夫妇丧失了选择是否让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胎儿出生的机会，其与我国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宗旨相悖。该医院的医疗过失不仅给家庭造成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此并非法院的赔偿判决所能弥补。医院的医疗过失将使医院蒙受经济损失，声誉上受到损害。医院及相关医疗单位在产前诊断工作中应当汲取教训，严格执行相应的操作规范，准确填写各项记录，同时加强岗位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避免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针对第三点，由于目前患儿年龄较小，不足2岁，现运动肢体运动尚不稳定，鉴定机构认为尚不符合残疾评定的时机，待肢体运动趋于稳定后再进行残疾评定。从双方当事人利益考虑，患儿后续性相关费用不予认定，今后发生纠纷，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事实清楚，法庭在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审判结果的合情、合理、合法，而且借助审判工作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律宣传、帮助，践行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一体化机制，建立案件的审理联动体系，并实现审判工作的延伸职能。在与医院协调之后，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收到判决书后，及时予以执行。该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医疗主管部门对孕检工作的监督与指导给予了警示。
新闻背景
我国每年新增畸形儿达百万
没有人不希望新生的孩子是健康的天使，可是权威机构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畸形儿出生率有所上升，中国每年新增加先天畸形儿童达80～120万。众多无辜的天使折翼于优生优育的第一道防线。畸形儿的出生不仅给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畸形儿出生率的上升与父母健康意识缺乏有很大关系。因此，普及宣传孕期保健知识和了解畸形儿发生的原因与预防是十分关键的。
新生儿先天畸形大多与病毒感染、药物、环境污染等因素有关。通过孕前检查，大部分胎儿畸形是可以避免的。据专业人士介绍，怀孕16-24周进行超声检查，70%-80%的胎儿畸形可以被查出来，20%通过对羊水、基因等实验室化验也可以筛查出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胎位、羊水、机器等各方面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畸形胎儿都能查出来。
要避免生育畸形儿，就要从畸形儿产生根源的内因与外因着手。外因主要来自环境影响。孕早期过量接受放射性物质有可能导致畸形儿的产生，因此孕早期尽可能不做腹部X线透视或摄片，否则有引起先天性心脏缺陷、小头畸形、死胎等危险。同时，孕早期使用雌激素、雄激素及孕激素，可引起胎儿性别的变化及其他畸形。孕妇连续用链霉素可致新生儿耳聋。此外，四环素、激素类的药物都有致畸的报道，所以妊娠期用药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不仅如此，准父母长期大量饮酒、吸烟，都有可能产生死胎、低体重儿、智力低下儿等情况。同时，孕妇病毒感染也是导致畸形儿的原因之一，常见的是孕早期母亲患流感、风疹、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等病毒感染，可使胎儿患小头畸形及脑积水、脑钙化等组织或器官畸形。
畸形儿产生的内因主要来自遗传因素，这是由来自父母亲的遗传物质的异常而造成的。人体内的遗传物质存在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通常染色体是稳定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如放射线、药物、疾病，被污染的水、空气等），染色体的数目、结构可发生异常，而染色体上的一个或多个基因（决定遗传性状的功能单位）发生了突变，则可造成畸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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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检未发现胎儿无左臂 医院被判赔偿15万
张某产前7次去北大医院检查，都显示胎儿正常，但她产下的男婴却没有整条左臂。张某认为，医院未进行科学查诊，侵犯了她的知情权和选择生育权，因此诉至法院。2008年7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北大医院赔偿15万元。
张某说，她曾有过不明流产，因此格外重视产前诊断，特意选择了著名的北大医院定期作产前检查。前后共做了7次B超检查，医生都说很正常。2006年7月7日，张某生下婴儿，却发现孩子缺失整条左臂。张某认为，胎儿四肢在B超检查范围内，应该很容易查出来，因此将医院诉至法院，索赔112万元。
庭审时，北大医院称胎儿缺失左臂是先天性的，并且检查项目并不要求对上肢长骨进行检查，因此不愿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曾中止妊娠4次，且有原因不明的2次胎停育史，都明确记载在病历中。医院忽视了她的既往病史，漏检胎儿四肢长骨，违反了相应规范。漏检后出具的报告不能如实反映胎儿的发育，造成张某的知情权和生育选择权没有得到保证。考虑检查可能出现的误差，法院确定医院按95%的责任赔偿张某的相关损失。另外，婴儿的残疾属先天性，残疾状况和医院诊疗行为无关联性，因此酌情降低了部分赔偿额。据此，法院判决北大医院赔偿张某15万元。
孕检异常生出脑畸儿 医院服务不完善赔5万
多次孕检显示胎儿脑部发育可能异常，陈某仍抱着侥幸心理生下了孩子。结果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大脑发育畸形，且终生不能治愈。陈某为此将医院告上法院，索赔50万元。由于医学上规定，在孕检不能作出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医方不能提出终止妊娠的建议，法院最终认定医院未失职。
陈某怀孕后，在江苏省南京市某医院建立了孕产妇保健手册，2007年4月，陈某到该院例行检查，医生怀疑胎儿胼胝体发育不全，建议复检。5月，陈某复检结果仍显示异常，但无法确认胎儿是不是大脑发育畸形，医生建议再做核磁共振和脐血染色体检查，以便确诊。后陈某到另一家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院仍不能确诊。5月22日，陈某又做了染色体检查。21天后，染色体检查结果还没出来，陈某就生产了。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大脑发育畸形，陈某伤心之余，将医院告上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索赔5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并无过错，也基本履行了告知义务，没有侵犯陈某的知情权，陈某应当自行判断风险，自行做出决定，自行承担后果。但医院作为三级甲等医院，服务质量理应高于一般医院，在孕检存在风险但不能确诊的情况下，应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对陈某进行告知，并加深陈某对此的认识。但该院的服务质量不高，在病历的书写上、告知的方式上均有不完善之处，没能引起陈某的足够重视，增加了陈某不能及时作出判断的可能性，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据此，法院判处医院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
孕检正常女婴出生畸形 告医院获赔15万
张某在深圳一家医院孕前检查时获知胎儿没有异常，可生出来后却发现婴儿左手指先天性残缺，遂将医院告上法庭，索赔33万元。
张某说，医院在印制的广告中宣称，“全息数码彩超”是全球影像医师最推崇的实时数字化全息成像设备，具有成像清晰，诊断准确的特点，该设备可以为孕期的准妈妈检查胎儿发育情况，确保优生优育。看到宣传，张某就到该院做了一次“全息数码彩超”检查。医院在检查报告单上写明：“中孕、单胎、胎儿存活”。不久张某产下一女婴，却发现女婴左手指先天性残缺，张某认为医院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请求法院判令医院支付其女儿的残疾生活补助费、精神损失费33万元。
庭审中，深圳市医学会对医院彩超影像和制作的照片进行了复核，发现胎儿左手三维影像确实显示有异常，与患儿目前左手的畸形情况相符。医学会鉴定结论认为：该院在患者提供其有胎儿先天性疾病的家族史情况下，未引起特别重视，未建议患者做进一步检查；彩超检查报告描述过于简单；也未告知产前孕妇进行彩超检查的适应征、局限性等。医院的彩超检查未能提示胎儿左手指残缺的可能性，对张某是否选择终止妊娠有一定影响，但不构成医疗事故，同时深圳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对女婴的伤残情况进行鉴定后，认为其构成7级伤残。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本案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并不能否定医院侵害张某知情权的事实，因此判令医院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张某各项损失15万元。
（来源于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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