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我国传染病预警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寻求解决路径，能够提升我国对传染病疫情防控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我们要从此次战“疫”中反思我国传染病预警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寻求解决路径，以从风险防控的源头出发提高我国的传染病疫情防控能力。
    今天回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传染病预警机制中的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传染病预警机制的法律适用模糊不清。从现行法律制度来看，我国初步建立了传染病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均对传染病的预警问题作出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规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规定，如针对预警主体，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预警，而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与省级政府有权预警，由此带来法律适用问题。作为特别法，传染病防治法应优先于突发事件应对法适用，但作为一部相对而言的新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应优先于传染病防治法适用。
    二是有关传染病预警机制的基本法律规定整体较为抽象。如，传染病防治法除明确要求建立预警机制、对预警主体作出规定外，并未就预警机制的具体内容，如预警发布的程序、期限、内容、对象等作出更细致的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主体、信息报告主体、预警措施等相关内容，但同样缺乏预警发布的内容、期限、对象等具体内容。
    三是作为传染病预警机制基础的风险识别、评估机制有所欠缺。除人类已知传染病类型外，其余传染病的发生可能更多地具有不确定性与突发性。要针对新型传染病作出准确预警需建立在有效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之上。而通观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中的相关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法仅简单规定了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评估主体、监测主体，传染病防治法则仅规定了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的主体。系统性的传染病风险识别、风险评估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首先，要统筹、协调有关传染病预警机制的法律规范体系，提高传染病预警机制的确定性。尽快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部基础性法律，修改、协调这两部基础性法律规范中存在冲突的内容，明确这两部基础性法律的适用问题。
    其次，完善、细化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有关传染病预警机制的内容。就前者而言，应当围绕传染病预警的整体流程增加相关规定，包括上述预警发布的程序、方式、内容、对象等等，提高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就后者而言，因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调整范围更广，包含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势必难以全面顾及传染病预警的特殊性。在完善预警机制时，应当格外注意与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的协调问题。
    第三，健全传染病的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机制。就传染病的风险识别机制而言，一方面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疾控中心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风险识别意识，并畅通信息报告渠道；另一方面，应当格外重视社会信息这一信息来源渠道。就传染病的风险防控机制而言，应当致力于发展进行传染病风险评估的专业队伍，注重专业医疗机构的作用发挥，进一步提高传染病风险评估的专业性、科学性与权威性。此外，需格外注意的是因对于传染病风险的认识受到医疗知识、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的结果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科学性、准确性。对于非因主观过失导致的风险识别、评估错误，不宜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如此才可为相关主体大胆进行风险识别、风险评估提供保障。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