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吸毒者在运输途中被查获的罪名认定
作者：阿牛拉体 律师 时间：2018年02月13日
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性质认定，在实践中，争议比较大，近几年法律规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三是吸毒者，在运输毒品的途中被抓获，
问题一，张三供述所运输的毒品系供自己吸食，本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毒品的用途，此种情况下该如何定罪？
问题二，张三供述是替李四运输的或者是运输给李四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毒品的用途，该如何定罪？
问题三，问题二如果张三主观明知李四是将毒品拿来贩卖，又该如何定罪？
很多人也许会回答：问题一的答案是非法持有毒品罪，问题二的答案是运输毒品罪，问题三的答案是贩卖毒品罪。
《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基于此，问题一的答案确实是非法持有毒品醉。
但是《大连会议纪要》对此作了不同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大连会议纪要》的本意是当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大，就看是否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时，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没有明显超出则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所以问题一在《大连会议纪要》出台以后，就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合理吸食量进行评估，这个时候问题一里的情形可能构成涉嫌运输毒品罪。而不再以《南宁会议纪要》规定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如何确定合理吸食量问题，各地的标准不一样，损害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为了解决《大连会议纪要》的该突出问题，武汉会议纪要进行了细化和完善，《武汉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武汉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了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降低了证明门槛，不再需要证明合理吸食量问题。吸毒者运输毒品，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分界标准，不再以更高的合理吸食量证明标准为界。据此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十克海洛因标准）以上，处于运输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即，数量到达较大以上，问题一的情况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无条件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在2015年以后无条件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发生了360度大转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武汉纪要》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虽然我国对吸毒行为一般不按照犯罪处理，但刑法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时，实际考虑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数量较大视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过数量较大标准的，应视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抓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表明其并非单纯以吸食为目的运输毒品，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根据其客观行为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具有正当性。
第二，我国吸毒人员数量庞大，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诱因，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减少毒品流通，应当加大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故而对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不应在数量较大标准之上设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否则容易放纵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
第三，合理吸食量目前尚难以准确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也非常不统一，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直接以毒品数量较大作为区分标准更便于实践操作。
笔者认为，此种规定还迎合了同一部法律的内容协调性问题，《武汉会议纪要》规定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为他人购买用于吸食的毒品，在运输途中被抓获，没有证据证实实施他犯罪行为，定运输毒品罪。为自己购买，没有实施其他犯罪行为，若不定运输毒品罪，则量刑失衡，显示公平正义。
所以，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没有证据证明实施其他犯罪，则无条件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不可能再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张三是吸毒者，在运输毒品的途中被抓获，
问题一，张三供述所运输的毒品系供自己吸食，本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毒品的用途，此种情况下该如何定罪？
问题二，张三供述是替李四运输的或者是运输给李四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毒品的用途，该如何定罪？
问题三，问题二如果张三主观明知李四是将毒品拿来贩卖，又该如何定罪？
很多人也许会回答：问题一的答案是非法持有毒品罪，问题二的答案是运输毒品罪，问题三的答案是贩卖毒品罪。
《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基于此，问题一的答案确实是非法持有毒品醉。
但是《大连会议纪要》对此作了不同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大连会议纪要》的本意是当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大，就看是否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时，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没有明显超出则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所以问题一在《大连会议纪要》出台以后，就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合理吸食量进行评估，这个时候问题一里的情形可能构成涉嫌运输毒品罪。而不再以《南宁会议纪要》规定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如何确定合理吸食量问题，各地的标准不一样，损害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为了解决《大连会议纪要》的该突出问题，武汉会议纪要进行了细化和完善，《武汉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武汉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了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降低了证明门槛，不再需要证明合理吸食量问题。吸毒者运输毒品，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分界标准，不再以更高的合理吸食量证明标准为界。据此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十克海洛因标准）以上，处于运输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即，数量到达较大以上，问题一的情况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无条件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在2015年以后无条件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发生了360度大转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武汉纪要》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虽然我国对吸毒行为一般不按照犯罪处理，但刑法设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标准时，实际考虑了吸毒者合理吸食量的因素，故可以把数量较大视为合理吸食量的界限，超过数量较大标准的，应视为超出了合理吸食量。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抓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表明其并非单纯以吸食为目的运输毒品，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根据其客观行为状态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具有正当性。
第二，我国吸毒人员数量庞大，是毒品犯罪的重要诱因，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减少毒品流通，应当加大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故而对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不应在数量较大标准之上设定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否则容易放纵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
第三，合理吸食量目前尚难以准确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也非常不统一，不利于统一执法尺度，直接以毒品数量较大作为区分标准更便于实践操作。
笔者认为，此种规定还迎合了同一部法律的内容协调性问题，《武汉会议纪要》规定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为他人购买用于吸食的毒品，在运输途中被抓获，没有证据证实实施他犯罪行为，定运输毒品罪。为自己购买，没有实施其他犯罪行为，若不定运输毒品罪，则量刑失衡，显示公平正义。
所以，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没有证据证明实施其他犯罪，则无条件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不可能再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