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私法意义上的民法典，以中性的、抽离社会身份的交易角色为其规范对象，所以各种民商事合同的主体被称为出卖人和买受人、赠与人和受赠人等，而无“企业”“劳工”“消费者”“业主”之谓。那些虽具有自治规范外形但作为国家管制辅助工具的特别民事规范，却附有鲜明的政策目的，且以社会阶级、族群或任何在利益上共同的团体作为其规范对象。显然，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构成不同的利益团体，当属特别民法所规范的对象。


因此，物业服务合同最终之所以成为我国民法典中典型合同的一种，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学者所分析的无名合同有名化之理据，毋宁说是中国特有的混合立法背景使然。诚如学者所言，在多数西方国家，于市场经济萌芽之时就先有民法典作为基本规范，然后才因国家逐渐增长的管制活动而出现条条块块的混合立法；我国则是在没有民法典之前，立法者就基于规范对象（包含执行机关、司法机关和民众）使用的方便，一个事物领域对应一个立法。在这种背景下，民法典的编纂其实担负着“整合”分散在不同单行法中之民事规范的重任，而物业服务合同之规范既已零散分布于特别法和司法解释中，就不如将之汇聚于法典，以应对日益突出的物业服务领域之核心问题。民法典对物业服务合同共设14个条文，无非是对《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纠纷解释”等已有规则的微调和添加。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此前关于此等规范的立法宗旨、司法解释及学理解释，自可成为解释的材料。据此，民法典所规范的物业服务合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民法典规范的其他典型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