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定财产制下，大多数夫妻共同财产都得自第三人。第三人无论是合同相对人，还是侵权责任人，通常都仅有向夫妻一方转让财产之意思，故财产应由夫妻一方单独所有。该冲突在形式层面不难消弭：相应财产先适用财产法，成为夫妻一方单独所有之财产；在“逻辑上一秒”之后，再适用婚姻法，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财产法与婚姻法先后适用，互无冲突。但在实质层面，前述财产在瞬间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依然有背离转让财产的第三人意思之嫌。以下分两种情形讨论。
        1. 交换所得，包括基于买卖、租赁等自愿的有偿交易之所得和基于侵权、不当得利等非自愿行为之所得。两类所得的依据不同，第三人承担债务也有意定和法定、自愿和非自愿之别。但在经济层面，两者均为夫妻一方以人身或财产利益为代价与第三人所发生之“交换”。第三人的意思和利益均止于交换，并不关心交换后的财产变动。具体言之，第三人虽仅有向夫妻一方转让财产之意思，以清偿债务；但只要债务得以清偿，第三人并不在乎前述财产在“逻辑上一秒”后的命运。前述财产嗣后基于法定财产制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无关乎第三人意思，婚姻保护与意思自治并无冲突。 
        在少数交换场景，夫妻一方和第三人可能试图规避法定财产制之适用。例如，约定第三人向夫妻一方转让的财产仅为该方夫妻个人财产，不因婚姻法的介入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基于“一元年薪制”等特殊约定，确保夫妻一方之所得是离婚后所得而非婚后所得。在两种情形下，相应财产之嗣后归属均无关乎第三人之交换利益，实质上无尊重之必要。在形式层面，基于意思自治尤其是合同的相对性，有关约定仅能约束合同双方，无法影响相应财产在夫妻之间的嗣后归属。后者只能由婚姻法规定或夫妻双方约定。以“一元年薪制”为例，如前所述，夫妻一方基于合同约定固然只能在离婚后取得期权收入，但该收入中包含的婚后劳动所得届时仍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有关约定不影响法定财产制之适用，并非婚姻保护优先于意思自治，而是意思自治的应有之义。 
        2. 非交换所得，即基于赠与、继承等自愿无偿交易之所得。其与交换所得有两点区别。第一，无关乎婚姻保护。夫妻一方婚后能否取得无偿所得具有或然性，故该所得之归属在事前基本不会影响婚后劳动或夫妻财产之配置，或以其他方式给婚姻添乱。第二，第三人往往在意财产的去向。这是赠与等无偿交易的共性，在婚姻场景更是如此。向夫妻一方无偿转让财产的第三人，如父母、夫妻另一方等，鉴于离婚之风险，很难不在乎财产因婚姻法而瞬间改变归属。从反面言之，若婚姻法违背第三人之意思，规定婚后无偿所得一律为夫妻共同财产，亦未必能够奏效。至少部分第三人可能采取规避性的财产安排，如提前或推迟财产转让时点，甚至减少或放弃财产之转让。鉴于无关乎婚姻保护且关乎第三人之意思，非交换所得即无偿所得之归属，应完全以无偿转让财产的第三人之意思为准。 
        一如《婚姻法》，《民法典》也确立了婚后无偿所得之二元归属格局：“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第1062条第1款第4项），但“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是夫妻个人财产（第1063条第3项）。相比于2001年以前继承和受赠所得一律为夫妻共同财产，前述规定尊重了第三人之意思。但第三人的意思自治可否真正实现，则取决于“确定只归一方”的含义。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方案。其一，“确定”须为明示，排除默示。即使第三人有默示赠与夫妻一方之意思，亦应“视为给整个家庭”，即拟制为赠与夫妻双方。其二，“确定只归一方”仅为尊重第三人意思之例示规定，第三人默示之意思同样应予尊重。 
        相比而言，上述第二种方案真正尊重第三人之意思，更胜一筹。第一种方案之拟制虽契合“确定”之文义，却有手段与目的不符之嫌。诚然，在通常交易场景，即使法律规定意思表示必须为明示，行为人亦可相应调适，其意思自治虽有不便，倒也无碍。但在婚姻场景，一旦决定在婚后向夫妻无偿转让财产，第三人却未必有调适自由。他们往往是夫妻一方的父母，在此亲密关系中，财产的无偿转让通常基于口头约定；即使有书面合同，基于对婚姻的祝福而非诅咒，也未必明确该财产是对夫妻一方的让与，或明示其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作为第二种方案之配套，当第三人有默示向夫妻一方无偿转让财产之意思时，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063条第3项，或适用第1063条第5项；第1062条第1款第4项相应予以限缩解释。各类无偿所得之归属都可转化为对第三人意思的探求和解释问题。其取决于第三人与夫妻之关系、财产转让场景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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