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界对合同解除后的效力主要有两种对立的学说，即直接效力说和折衷说。前者主张契约解除具有溯及力，未履行的部分停止履行，当事人对业已履行的部分可以要求返还。后者则主张，合同未履行的向将来消灭，而业已旅行的部分产生返还之债。与直接效力说不同的是，新的返还之债与原先的合同关系不同，当事人身份产生了变化，而权利义务的内容亦存在差异。原先的契约是基于双方约定而产生，而新的返还之债则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本文认为，折衷说的观点并不合理。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契约解除意味着全部权利义务的终止，折衷说所主张的是部分权利义务的消灭，与现行立法相抵触。因此，对于法定解除权行使的效力问题，应根据直接效力理论来进行解释。
（二）合同解除与溯及力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效果采用的是直接效力说，也就是说，合同在解除之后具备溯及力。但从立法来看，并未明确契约解除对所有类型的契约都具有溯及力，这就为实践中的诸多解释留下了空间。本文认为，应按照目前通说的看法，行使解除权对于非继续性的合同具有溯及力，而对于继续性合同则不应具有溯及力。
（三）合同解除与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是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的标志性结果。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并未吸收德国民法物权行为理论的观点，因而在解除权行使之后，受领标的物的一方享有的物权欠缺合法性，另一方可根据物权返还请求权提出主张。而且，相对于债权而言，物权具有优先性，能够优先于一般债权得到实现。
（四）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
在契约法上，损害赔偿往往属于独立的救济方式，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在合同法定解除时，我国现行立法赋予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果合同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解除，当事人通常不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当事人因过错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或减损义务。因合同一方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的，守约的一方可以要求违约一方赔偿损失。本文认为，如果是由于一方迟延履行合同而造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也应纳入违约的范围中，以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