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法取威”一词，出自《隋书·刘行本传》，指的是以损害法律为代价，来树立个人权威的行为。 　　《刘行本传》载，“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之曰：‘律令之行，并发明诏，与民约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亏法取威，非人臣之礼。’上嘉之，赐绢百匹。”
　　说的是：雍州别驾（州刺史的佐官，因地位较高，刺史出行时，别乘驿车随行，故名）元肇对皇上隋文帝说：“有一个州官，接受别人馈赠的三百文钱，按法律应打一百棍子。但我刚到雍州时，就与他们约好不许有贪污行为。这个官员故意违反，请加他一年徒刑。”刘行本反驳他说：“法律已经推行了，皇上又下了诏书，这就是对全国官民的约束。如今元肇胆敢看重自己的教命，而轻视法律；想表明自己的话一定要执行，忘记了朝廷和法律的大信誉，损害法律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不是人臣应守的礼法。”皇上认为刘行本说得对，便嘉奖刘行本，赐他一百匹绢。
　　古代官吏“亏法取威”，可以说屡见不鲜，从表现形态来看，无非两种情况：一是法外加码，无视法律的存在，而随意加重对下属和人犯的处罚；二是法外开恩，在法律规定之外，对下属和人犯予以“关照”。别驾元肇的言行，就是欲法外加码，在法律规定之外再加重处罚受贿的官员。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降低了法律的规范作用。当某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却不按照法律来处理，而是在法律之外还有别的评判标准，诸如元肇式的训话等，那么国家制定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甚至强制作用都会受到损害。刘行本正是看到这一点，才进谏皇上，制止了元肇无视法律、法外加码、为己树威的行为。
　　刘行本能有如此深邃的见地，与他早年刻苦学习有关。他以背诵经典为乐，聚精会神看书常忘记了疲劳与饥饿，知识渊博。另外，他身上还有两大优点：一是清廉正直。刘行本以治书侍御史身份兼任大兴县令，一身正气，为民谋利。没有人敢到他面前行苟且之事，官吏百姓都很敬重他。二是刚烈不屈。隋文帝杨坚征拜刘行本为谏议大夫、治书侍御史，不久又升其为黄门侍郎。皇帝曾向一个郎官发怒，在殿前要用竹板子打他。刘行本劝谏说：“这个人向来高洁，其过失又很小，望陛下稍加宽容他。”皇帝不理睬。于是刘行本就站到皇帝面前说：“陛下认为臣正派，才安排在身边，臣所说的并非是私事，如果臣说的对，陛下怎能够不听？如果臣说的错了，应当交给法官，以申明国法，岂能轻视臣而不理睬！”说完，他把朝笏放在地上退了下去。皇帝马上郑重其事地向刘行本道歉，也原谅了那名郎官。
　　时至今日，“亏法取威”的现象，还是在个别人身上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变了样而已。最为常见的是，个别领导干部脱离客观实际，无视党规国法的约束，拍脑门决策，拍胸脯表态，什么狠话大话甚至假话，都敢往外甩，以捞取个人威望，最后无法兑现“慷慨诺言”，就拍屁股走人了事。要净化从政环境，不能给这种法外加码、自设规矩、说大话的人留有时空，更要宣传多干实事、一心为公、热情为民的好干部。要切记一名领导干部的威望与威信，是靠崇高人格与实干实绩拼出来的，而不是靠无视法纪说大话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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