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安遇时所著的《包公案》一书记载了一则石哑子献棒分财的案例。
　　这是一起兄弟分家析产引发的纠纷。弟弟石哑子是哑巴，在包拯刚任某地知县时，他便献上木棒，让官吏责打。胥吏认为此人只要新官上任，便来献棒求责打，劝说包拯无须多问。
　　透过石哑子的反常举动，包拯猜测其可能有冤情，但他无法表达，也无人替他诉说。于是，包拯心生一计，命人用猪血涂在石哑子手臂上，又用枷锁铐着他到街上行走。当见到有一老汉为石哑子鸣冤叫屈时，包拯便派心腹找来询问。老汉陈述，石哑子系南村人，其兄石全十分富裕，石哑子是先天性哑巴，父母死后，他被哥哥石全赶出家门，应分的家财一分也没得到。他屡屡告官均未成功，这次老汉见他竟又受杖责，故而痛惜。
　　当包拯询问石全时，对方矢口否认石哑子是其弟弟。这时，包拯又心生一计，让石哑子故意殴打石全。遭受一番乱打后，石全前来告状，声称石哑子殴打亲兄。根据当时的法律，如石全和石哑子没有亲缘关系，此事只作一般斗殴处理，处罚较轻；倘是亲兄弟斗殴，则罪加一等。石全报仇心切，承认石哑子是其亲弟弟。这时，包拯反问：“既是亲兄弟，如何不将家财分与他？”
　　就这样，石哑子分到了应有的财产。石哑子的权益得到了维护，恶人受到惩治，百姓交口称赞。故事读完之后，包拯明察秋毫、秉公无私的形象顿时立在人们心中。
　　在这起纠纷中，争议焦点在于石哑子是否系石全的亲兄弟，是否具备分家析产的资格。
　　虽然焦点很明确，但断案却受到多重阻力。该案历经几任官员，时间久远，且受到胥吏错误意见的干扰。而在石全与石哑子之间，前者有钱有势，且拒不承认有个哑巴弟弟；后者天生残疾，难以正常表达。此案的审理确实难，稍有不慎，纠纷就不能被妥善化解，还可能被激化。
　　而正是案件的“难”，才凸显了包拯办案的“精”。这个“精”字主要体现在：观察精细，洞穿表象，把握本质，不轻易受他人观点影响；方法精巧，先是一出石哑子受杖责的“苦肉计”，再是一出“请君入瓮”戏，从而寻得真相；结果精准，包拯根据事实和证据作出裁判，不仅让兄弟两人心服口服，更得到了群众的真心佩服。
　　包拯能够快速、彻底地化解纠纷，实现“息讼”，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首先得益于包拯自身的素养修为，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底层人民疾苦，为案件的重新审理按下“启动键”。在审理过程中，包拯注重调查事实，尊重事实，辨是非，剖曲直，作出了公正裁决，支持了石哑子的正当诉求，让人们看到了官吏的清明。
　　更重要的是，包拯在办案中，通过强调兄弟斗殴、罪加一等的法律规定，制裁了独霸财产的恶兄石全，间接地传递“兄友弟恭”的儒家理念，案件的公正判决修复了家庭秩序，弘扬了社会风气。
　　以史为鉴，包拯的息讼智慧对法官办案启示颇多。一要以过硬的业务求公正，以强烈的赶考意识办理每一起案件，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切实让公平正义成为司法的灵魂和生命；二要以真挚的情怀护公正，关心和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理性，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良知，不断提升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三要以宽广的格局扬公正，注重规则提炼、强化普法宣传，在执法办案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让法治成为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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