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
刑事辩护再次成功之后的又一次忏悔--------午夜忏悔之二
作者：110网 律师 时间：2008年08月02日
几年前，我曾真诚地写下《午夜忏悔》，坦露自己为追求代理（辩护）效果不顾事实的心路历程，在文章的结尾，我断定自己忏悔归忏悔，忏悔以后还会一如既往，孰料真的是一语成谶。今夜，我又要忏悔了，而且，我知道自己的禀性，忏悔过后，还是老奴故态，永不改悔。
几个月前，办公室来了一位女子咨询刑事方面的问题。她弟弟李某因为涉嫌盗窃，和另外两名青年一起被捕了，另外两名青年，一个叫王某，一个叫王某某。她介绍道，朋友打听回来的消息说，他弟弟和同伙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盗窃自行车几十辆。我笑了，我知道，他们这样交代时，一定是以为交代越多，态度就越好，就越容易得到从轻处理。
凭借自己在淄博从事刑事辩护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断定，这案子很容易找到突破口，辩护效果应该不错。作为一个热衷于刑事辩护的律师，应该对这类案子很感兴趣。当时，我却打不起精神，一方面，正好手头上有几件很牵扯精力的案子，另一方面，我也是这类案子的受害人，我曾经丢过好几辆自行车，最惨的一次，新买的自行车还没有满月就被偷走了。虽然现在已经不再骑自行车了，可是毕竟与自行车相伴几十年，有感情了，一想起自己被盗的自行车，就恨不能揍那些偷车人几巴掌。
他姐姐从见我的第一时间起一直在流泪，祥林嫂似的在唠叨，说他们姐弟身在异乡为异客，说自己没有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说弟弟年幼，不舍得弟弟经受牢狱的磨难，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能伸手救她弟弟。
有句话，我不忍心直白地对她说，其实，可怕的不是牢狱的磨难，可怕的是，她弟弟那样小的年纪，如果不能及早出来，在高墙里面很容易学坏。
为了她祥林嫂似的唠叨，考虑良久，我终于答应接受委托。尽管接手这案子有那么一点不太情愿，但律师的职业道德决定了一旦接受委托，就必须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委托人要求。
为了能全面了解案情，会见时我详细向李某了解了案情，复印的卷宗我反复研读，惟恐漏过一个细节。公诉机关指控的没有以前委托人打听的那么多，只有十几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由于数额在巨大以下，因此，我决定放弃在犯罪数额上做文章，另辟蹊径，从其他方面寻求突破。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如果在犯罪数额上纠缠，容易招致法官的厌恶，闹不好还会搞得当事人不能因为适用简易程序而得到从轻处罚；二是即使整个犯罪数额能够降下来，也是他们三个被告利益均沾，我的当事人也无法因此单独得以从轻处罚，辩护效果无法凸显。
通过阅卷得知，他们三个人均没有前科，文化程度也都不高，经验告诉我，以他们这样的素质，我很容易在庭审发问中取巧。为了便于减少干扰，我在庭前告诉书记员，我肚子不舒服，希望书记员能提高打字速度，免得我在庭上受煎熬，对于这样的人之常情，书记员自然不会拒绝。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等其他人提出异议，我就已经结束问话。
于是，庭审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我问王某，“王某，我虽然是李某的辩护人，但我通过阅卷发现，卷宗材料显示的你的认罪态度还是不错的，你在侦查机关的供述都是实事求是的吗？”。夸谁态度好谁都不会否认，王某也不例外，王某回答“是”。我加快语速继续发问，“除了你们当场被抓获的这一笔，其他几笔盗窃事实，在李某交代之后，你也如实地做了交代，没有试图抵赖，是这样吗？”答案与我设想的一样，自然是“是的”。王某似乎还在期待我继续夸赞他，但是，我的问话到此戛然而止。
几乎同样的对话，在我与另外一个被告王某某之间重复了一遍。
有了王某和王某某的肯定，在李某也做相同供述的情况下，非常简洁地肯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除了他们被当场抓获的那一笔，其他几笔盗窃事实，都是我的当事人李某首先交代的。由于他们被抓获的那次的盗窃数额占整个被指控数额的比例很小，所以，尽管他们三人都如实对所犯罪行做了如实供述，但因为李某供述在先，就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该条是这样规定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就这样，经过我简单的询问，我的当事人李某具备了一个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对于这样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比起认罪态度好之类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小得多，简单地说，这样的法定情节，法庭必须在判决中予以体现，而对于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决定权在法官手中。
法庭最终采信了律师要求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宣判后，我的委托人从看守所领走了她那不争气的弟弟。
每每想起自己事先设计好台词，去对付两个完全不可能有对抗能力的无知青年，我心里都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他们两个。可是，每每想到判决结果，又觉得自己很象那么回事。
唉，律师，有时真是一种倍受煎熬的职业。职业道德决定了，在接受委托以后，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律师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哪怕他十恶不赦，哪怕你对他深恶痛绝。可是，律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价值观。当职业道德与个人喜好相背离时，律师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必须选择去尽力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几个月前，办公室来了一位女子咨询刑事方面的问题。她弟弟李某因为涉嫌盗窃，和另外两名青年一起被捕了，另外两名青年，一个叫王某，一个叫王某某。她介绍道，朋友打听回来的消息说，他弟弟和同伙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盗窃自行车几十辆。我笑了，我知道，他们这样交代时，一定是以为交代越多，态度就越好，就越容易得到从轻处理。
凭借自己在淄博从事刑事辩护这么多年的经验，我断定，这案子很容易找到突破口，辩护效果应该不错。作为一个热衷于刑事辩护的律师，应该对这类案子很感兴趣。当时，我却打不起精神，一方面，正好手头上有几件很牵扯精力的案子，另一方面，我也是这类案子的受害人，我曾经丢过好几辆自行车，最惨的一次，新买的自行车还没有满月就被偷走了。虽然现在已经不再骑自行车了，可是毕竟与自行车相伴几十年，有感情了，一想起自己被盗的自行车，就恨不能揍那些偷车人几巴掌。
他姐姐从见我的第一时间起一直在流泪，祥林嫂似的在唠叨，说他们姐弟身在异乡为异客，说自己没有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说弟弟年幼，不舍得弟弟经受牢狱的磨难，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能伸手救她弟弟。
有句话，我不忍心直白地对她说，其实，可怕的不是牢狱的磨难，可怕的是，她弟弟那样小的年纪，如果不能及早出来，在高墙里面很容易学坏。
为了她祥林嫂似的唠叨，考虑良久，我终于答应接受委托。尽管接手这案子有那么一点不太情愿，但律师的职业道德决定了一旦接受委托，就必须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委托人要求。
为了能全面了解案情，会见时我详细向李某了解了案情，复印的卷宗我反复研读，惟恐漏过一个细节。公诉机关指控的没有以前委托人打听的那么多，只有十几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由于数额在巨大以下，因此，我决定放弃在犯罪数额上做文章，另辟蹊径，从其他方面寻求突破。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如果在犯罪数额上纠缠，容易招致法官的厌恶，闹不好还会搞得当事人不能因为适用简易程序而得到从轻处罚；二是即使整个犯罪数额能够降下来，也是他们三个被告利益均沾，我的当事人也无法因此单独得以从轻处罚，辩护效果无法凸显。
通过阅卷得知，他们三个人均没有前科，文化程度也都不高，经验告诉我，以他们这样的素质，我很容易在庭审发问中取巧。为了便于减少干扰，我在庭前告诉书记员，我肚子不舒服，希望书记员能提高打字速度，免得我在庭上受煎熬，对于这样的人之常情，书记员自然不会拒绝。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等其他人提出异议，我就已经结束问话。
于是，庭审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我问王某，“王某，我虽然是李某的辩护人，但我通过阅卷发现，卷宗材料显示的你的认罪态度还是不错的，你在侦查机关的供述都是实事求是的吗？”。夸谁态度好谁都不会否认，王某也不例外，王某回答“是”。我加快语速继续发问，“除了你们当场被抓获的这一笔，其他几笔盗窃事实，在李某交代之后，你也如实地做了交代，没有试图抵赖，是这样吗？”答案与我设想的一样，自然是“是的”。王某似乎还在期待我继续夸赞他，但是，我的问话到此戛然而止。
几乎同样的对话，在我与另外一个被告王某某之间重复了一遍。
有了王某和王某某的肯定，在李某也做相同供述的情况下，非常简洁地肯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除了他们被当场抓获的那一笔，其他几笔盗窃事实，都是我的当事人李某首先交代的。由于他们被抓获的那次的盗窃数额占整个被指控数额的比例很小，所以，尽管他们三人都如实对所犯罪行做了如实供述，但因为李某供述在先，就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该条是这样规定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就这样，经过我简单的询问，我的当事人李某具备了一个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对于这样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比起认罪态度好之类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小得多，简单地说，这样的法定情节，法庭必须在判决中予以体现，而对于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决定权在法官手中。
法庭最终采信了律师要求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宣判后，我的委托人从看守所领走了她那不争气的弟弟。
每每想起自己事先设计好台词，去对付两个完全不可能有对抗能力的无知青年，我心里都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他们两个。可是，每每想到判决结果，又觉得自己很象那么回事。
唉，律师，有时真是一种倍受煎熬的职业。职业道德决定了，在接受委托以后，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律师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哪怕他十恶不赦，哪怕你对他深恶痛绝。可是，律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价值观。当职业道德与个人喜好相背离时，律师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必须选择去尽力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