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随笔
“对赌条款”应引进高危环境项目
作者：110网 律师 时间：2016年06月10日
“对赌条款”，如果用于目前让人纠结不已的中国环境高危投资项目管理，效果一定出人意料。
文 | 张赋宇（企业人、专栏作家）
福建漳州古雷PX（对二甲苯）项目4月6日再次爆炸，引发全国关注，并再次灼痛民众对高危环境项目的神经。
这个项目原计划落户厦门之时，引发民众游行抗议，但官员口口声声“没有问题”、“不会污染”。
民众和主管官员在类似项目上的尖锐对立，可能把问题推到了一个无解的死角，并将加剧本来已很脆弱的官民信任危机。
这和两年前，昆明因为即将上马可能引发高污染的千万吨炼油项目（最近被曝未经环评即改为3000万吨）引发民众抗议的情形，如出一辙。
当初我即提出，应引进“对赌条款”，管理高危环境项目。
因为，由这类项目引起的对立，信息不对称是其中重要原因。官员认为可行，可能官员掌握着更多的信息，民众认为不可行，可能民众掌握着另外的信息，或者，民众并不信任官员的话。在此情况下，对立必然发生。
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任危机，方法有很多种。在民主国家这不是问题，因为民众能用选票赶你下台，还能用法律送你进监狱。
但依我们的现状，可选的有效方法很少。所以我提供一种思路：可把风险投资中的“对赌条款”，引进高危环境项目的管理。
风险投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人和被投资人之间对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期经常会出现分歧，分歧容易造成合约流产。为解决这类分歧，他们常常用“对赌条款”来克服。
具体做法是：双方签订一个合约：如果被投资者最后达不到双方约定的业绩，就必须接受一个惩罚性条款，比如，数倍返还投资人的投资或让出企业控制权等。
这一条款，数十年在投资界运行非常有效，成功地化解了无数起风险投资障碍，可以说，“对赌条款”是风险投资者的“救兵”。
这一条款，如果用于目前让人纠结不已的中国环境高危投资项目管理，效果一定出人意料。
以昆明中石油炼油项目为例，如果昆明市长、或云南省长、或中石油董事长执意认为，这是一个污染不大、又收益不错的项目，而昆明市民又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收益不大污染严重的项目，化解模式就可以用风险投资的“对赌条款”，由上述各位领导，以个人出面，和昆明市民签订一个“对赌条款”。
我想，签订这样一个“对赌条款”，省长或市长绝对不敢空口承诺，用前途乃至政治生命作赌注，同时一定会把环境问题充分考虑；而昆明的市民，也就可以放心让省长或市长去干，就不会当“不明真相” 的群盲或采取“别有用心”的行动了。
重大工程项目采用“对赌条款”，在我国是有先例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建造钱塘江大桥，对我国当时是否有能力建造这样一座长达1453米的双层钢结构铁桥，谁也没有把握。这时，主持设计和建造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站了出来，和蒋介石签订“对赌条款”——军令状：如果钱塘江大桥出现工程质量问题，茅以升第一个跳钱塘江。
石头落地了，钱塘江大桥顺利开工，3年后竣工。正因为有茅以升这样敢于担当的负责人，钱塘江大桥于今已“78岁”高龄，虽然超期服役数十年，但仍傲然横卧于钱塘江上，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造成了不可逆转、难以估量的环境污染，而污染之后，又无人对此负责，这就造成了“决策很大胆，污染无责任”的可怕局面。
引进“对赌条款”管理环境高危项目，不仅能有效锁定责任人，并同时能锁定具体的责任，即使领导人易位，但“对赌条款”的责任人和责任是不变的。如此， 拍脑袋决策、过于乐观决策甚至腐败决策造成的环境污染，必定会减少。
文 | 张赋宇（企业人、专栏作家）
福建漳州古雷PX（对二甲苯）项目4月6日再次爆炸，引发全国关注，并再次灼痛民众对高危环境项目的神经。
这个项目原计划落户厦门之时，引发民众游行抗议，但官员口口声声“没有问题”、“不会污染”。
民众和主管官员在类似项目上的尖锐对立，可能把问题推到了一个无解的死角，并将加剧本来已很脆弱的官民信任危机。
这和两年前，昆明因为即将上马可能引发高污染的千万吨炼油项目（最近被曝未经环评即改为3000万吨）引发民众抗议的情形，如出一辙。
当初我即提出，应引进“对赌条款”，管理高危环境项目。
因为，由这类项目引起的对立，信息不对称是其中重要原因。官员认为可行，可能官员掌握着更多的信息，民众认为不可行，可能民众掌握着另外的信息，或者，民众并不信任官员的话。在此情况下，对立必然发生。
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任危机，方法有很多种。在民主国家这不是问题，因为民众能用选票赶你下台，还能用法律送你进监狱。
但依我们的现状，可选的有效方法很少。所以我提供一种思路：可把风险投资中的“对赌条款”，引进高危环境项目的管理。
风险投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人和被投资人之间对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期经常会出现分歧，分歧容易造成合约流产。为解决这类分歧，他们常常用“对赌条款”来克服。
具体做法是：双方签订一个合约：如果被投资者最后达不到双方约定的业绩，就必须接受一个惩罚性条款，比如，数倍返还投资人的投资或让出企业控制权等。
这一条款，数十年在投资界运行非常有效，成功地化解了无数起风险投资障碍，可以说，“对赌条款”是风险投资者的“救兵”。
这一条款，如果用于目前让人纠结不已的中国环境高危投资项目管理，效果一定出人意料。
以昆明中石油炼油项目为例，如果昆明市长、或云南省长、或中石油董事长执意认为，这是一个污染不大、又收益不错的项目，而昆明市民又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收益不大污染严重的项目，化解模式就可以用风险投资的“对赌条款”，由上述各位领导，以个人出面，和昆明市民签订一个“对赌条款”。
我想，签订这样一个“对赌条款”，省长或市长绝对不敢空口承诺，用前途乃至政治生命作赌注，同时一定会把环境问题充分考虑；而昆明的市民，也就可以放心让省长或市长去干，就不会当“不明真相” 的群盲或采取“别有用心”的行动了。
重大工程项目采用“对赌条款”，在我国是有先例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建造钱塘江大桥，对我国当时是否有能力建造这样一座长达1453米的双层钢结构铁桥，谁也没有把握。这时，主持设计和建造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站了出来，和蒋介石签订“对赌条款”——军令状：如果钱塘江大桥出现工程质量问题，茅以升第一个跳钱塘江。
石头落地了，钱塘江大桥顺利开工，3年后竣工。正因为有茅以升这样敢于担当的负责人，钱塘江大桥于今已“78岁”高龄，虽然超期服役数十年，但仍傲然横卧于钱塘江上，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造成了不可逆转、难以估量的环境污染，而污染之后，又无人对此负责，这就造成了“决策很大胆，污染无责任”的可怕局面。
引进“对赌条款”管理环境高危项目，不仅能有效锁定责任人，并同时能锁定具体的责任，即使领导人易位，但“对赌条款”的责任人和责任是不变的。如此， 拍脑袋决策、过于乐观决策甚至腐败决策造成的环境污染，必定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