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随着外出劳务、进城打工的农民逐年增多，农村宅基地住房空闲的现象越发普遍。是否应该放宽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成为一个广泛探讨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认为，农村宅基地房屋的零星转让并不是集约利用土地的有效方式。在有些地方，把土地集中起来搞建设，让村民集中居住，村民还可以在所建物业内打工等，这样能更为有效、集约地利用土地。
      楼建波表示，如果完全放开农村宅基地买卖，城里人都涌向农村买房，这会加大将来土地利用和整治的困难。再想搞新农村建设，障碍可能会更大。如果将来政府要征收拆迁，由于利益方涉及太多，情况比现在会更复杂。“长远来看，我认为应该给农民以土地权利，以保护其土地财产权利。但是，如何走到那一步，还需要时间和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说放开就能放开的。”
      中国政法大学国土资源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冬认为，可以放宽农村宅基地房屋的买卖。“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功经验来讲，农村土地流转的出路在于‘有买卖之实，无买卖之名’的典权制度的复兴。在土地所有权公有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搞房屋的商品交换。这已被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所证实，也符合世界各国商品交换的法律理念。”李显冬说。
      李显冬介绍说，典权与我国乡土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附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制度。首先，房屋所有权仍归出典人，符合现行土地制度；其次，典权人对房屋享有用益权，使居者有其屋，满足典权人对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需求；再次，回赎权的行使可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农民失地又失房，比纯粹的买卖更能保护农民权益，又能充实农民对其房屋的利用权，满足其经济上的需求。
      “由于我国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允许把土地绝卖的。我多次强调，只要我们限制了土地的绝卖，利用好典卖制度，完全可以在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框架下，合法地处理好宅基地流转中的矛盾。而盲目提倡农村宅基地私有，反而会产生更多问题。”李显冬说。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桂台认为，如果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不能有效解决农民户口、社保等问题，在没有给农村村民规划好“后路”的情况下，尚不具备讨论是否应该放宽宅基地买卖这个问题的条件，否则极易影响到农村及农民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