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考的恢复 我可能还在农村修地球 分类：综合2017-05-22 02:31:06来源：新京报 1979年7月7日，安徽濉溪县。在县第一中学，一群人正走进高考考场。这里面有一位名叫马勇的24岁大龄考生。生在农村，15岁前一直在家种地的他信心满满，深知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如今，作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觉得高考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

马勇在复旦大学的宿舍。
　　“那时觉得读书是很高雅的东西”
　　进入大学，马勇学习刻苦，几乎不出去游玩、看电影，每天吃完晚饭，就跑到阅览室上自习。在4年的本科学习里，马勇几乎把图书馆里所有中国史方面的书都读光了。马勇说，因为自己年龄大，有一种补偿心理，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马勇清晰记得他去图书馆借的第一套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书给了马勇很大的震撼。通过这本书，他开始追踪阅读，书里讲到哪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找来看。“我几乎把安徽大学图书馆里与专业相关的书都读完了。”
　　马勇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扎扎实实的读书风气，“那个时候还没有市场，也没有疯狂的经济大潮，我们都觉得读书是很高雅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学生们学习的动力与当下不同。他们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希望能够为民族、为国家的繁荣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宿舍里一共七个同学，大家每天都非常焦虑，不停地学习，想拼命抢回丢失的时间，将来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做贡献。80年代初，影响我们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口号，此外，还有中国女排。每一次，女排只要获得一个奖项，学校里面就很亢奋。当时我们觉得是在大的群体中，不像今天从小我立场发展自己。”
　　1983年，马勇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史学大家朱维铮。在上海，新事物、新思想都在这里汇集，马勇的眼界比在安徽大学开阔了不少。
　　3年后，马勇从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朱维铮帮助他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正当马勇准备前往报到时，朱维铮的老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志琴来上海，劝马勇不要去历史所，请求改派近代史所。
　　刘志琴告诉他，近代史所很快会有一幢宿舍楼，分房子肯定比历史所快。那时，房子还没有私有化、市场化，所有人只能等待单位的分房。已经30岁的马勇就这样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这一走就是30多年。
　　马勇说，近代史研究所风气很好，老一代学者会告诫他们，50岁前不要写东西，年轻时候就是看资料、读书。
　　一生被外力推着走
　　“我这一生都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都是被动的选择。”马勇说，他们这一代，因为特殊历史原因，或参过军或下过乡，这些经历让他们“先天不足”。
　　“和台湾地区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没有完整接受从童年到成年的教育。和我们后一代相比，我们也很自卑，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的童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段经历对我研究历史，又有直接的好处——能近距离观察社会，尤其是穷苦农村的经历。”
　　“我看农村史料，比如研究义和团问题，我能很自然地理解参加义和团农民的心情。后来我当兵，我也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晚清时期中国军队老打败仗。八国联军时期，中国30万军队为何会被几万外国军队打败。”
　　谈到对高考的评价，马勇觉得高考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
　　“高考有很多问题，我们应坚持改进高考而不能否定它。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兄妹七个全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我们兄妹的下一代要么在国内读研究生，要么出国深造，仅对我的家庭而言，如果没有那时高考的恢复，我们可能还得继续在农村修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