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很多老百姓都不是很了解，大概觉得只是用来关犯人的地方吧。所以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看守所、拘留所和监狱的区别。对于里面的情况，如果自己没有进去过，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了。


很多朋友和客人都曾经好奇问过我看守所里面的情况，他们都一致以为和港产片《监狱风云》里面的情况差不多：需要干活，可以自由放风活动，里面有狱霸等。事实证明，由于缺乏了解，港产片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民众不错的印象。


类似的印象还包括刑事审判，很多民众还以为我们律师都披袍戴假发，在庭上走来走去，大喊：“反对，法官阁下”！


在看守所里面是不允许拍照和录像的，很多看守所也不允许关押的人在偶尔的通信中描述里面的情形，所以这似乎是一个社会的秘密。


我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所有的导航和地图都无法直接搜索到任何一个看守所呢？特别是国家安全厅和安全局的看守所，连门牌都没有。


我第一次去会见时，在那扇紧闭的大铁门前彷徨了半天，旁边的一扇小窗户突然推开了：“喂！你干嘛的？”根据那威严的声调，我判断这就是看守所了，赶紧把律师证从小窗户里递了进去。


我曾经这样安慰过看守所里面的一个被告人：“我是刑事律师，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两天是要呆在看守所的，这样算起来，我接下来的人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会在看守所度过，算起来刑期比你要长得多呢。”


那时候，我马上联想到的是在看守所或者监狱上班的警察，其中还有人跟我调侃过，他们入职时就被判了“无期徒刑”。


经常，我从看守所会见完出来的时候，都会过了吃饭的时间，所以会就近跑进餐厅狼吞虎咽，这时候接到电话时，我经常会说：“我刚从看守所出来，饿死了。”这时候，周围的人都会很诧异地看着我，有一次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小女孩，她赶紧离开了。


我大学毕业后考到了检察院工作，第一件工作就是跟着师傅去看守所提审，第一次去看守所，当时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临出发时，师傅提醒我带上几张旧报纸。


一到看守所，外面看到的是厚厚的高墙、大铁门、高高的红旗，瞭望塔和哨岗上站着的荷枪实弹的武警，时不时传出武警训练时统一的吆喝声。


我后来去过很多地方的看守所，外观都有着同样的特征。每个区都有一个看守所，市里和省里也都有好几个，每个看守所里面都关押着各种类型、来自不同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嫌疑人，人数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


一到提审室，师傅就把带来的报纸铺在桌椅上，因为桌椅看起来都很脏。我发现绝大部分的被提审的嫌疑人都是不穿鞋子的，偶尔才看见几个穿着拖鞋，问他们才知道，看守所担心在鞋子里面藏东西，所以他们在仓里面是不能穿鞋子的。


提审完需要嫌疑人签笔录，师傅提醒我不要给他钢笔，因为太锋利，不安全，担心他自杀或者伤害我们。


我看见师傅撕下一小块报纸，把笔包起来才递给嫌疑人签名，签完拿回来时就把包着笔的那块报纸丢掉了，师傅跟我说，因为仓里面卫生条件不好，很多被关的人可能都会染上皮肤病，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传染。


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看守所里的厕所都是没有门的，或者就算有门，也是没有锁的，只能掩着，后来才知道原来看守所怕嫌疑人在厕所里会自杀，都不装门和锁。


后来真的遇到了一件自杀的事。有一次我提审一个涉嫌抢劫的嫌疑人，因为他有抢劫前科，刚刚刑满释放，算是“二进宫”了。签完名之后，他问我说：“我大概要被判多少年？”我当时对他印象很不好，故意吓他说你最少要判15年，他听了之后情绪很激动，突然间一头撞到墙上，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了。


我当时吓了一大跳，叫另一个同事赶紧去找管教（看守所的警察）和医生。医生还没到，管教过来了，斜看了一眼，骂说：“还装！”一脚踢到嫌疑人的膝盖上，他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制止，管教已经提着他的一只耳朵站了起来，这个时候，这个嫌疑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跟着管教走了。这件事情让我内疚了好一阵子。


那时候，看守所的很多提审室是没有装监控录像的。有一次我在看守所经过一个提审室时，看见两个公安在提审，一个年纪大的公安站在门口抽烟，另一个年轻的公安站在被提审的人旁边，我当时看到了那位年轻的公安用手扇了一下嫌疑人的头，我不自觉地停了下来，接着看见他又打了一下嫌疑人的头，就像韩剧里经常看到的那种用力拍别人头的动作。


我忍不住走到门口去叫他不要打人，嫌疑人一脸惊恐，那位年轻公安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坐回了椅子上。那位年纪大的公安看我一副很认真的表情，再看到了我挂着的检察院的工作证，就赶紧笑着跟我道歉，回头装着训斥了那位年轻公安几句，我就这样离开了。


那已经是大约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广州的看守所的提审室和公共区域都装了摄像头，这种公然打别人头的事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后来看守所就出了一件事，有一位嫌疑人在半夜审讯时突然死了。这种情况检察院是必须介入调查的，看守所的领导和管教都很紧张。


我去看了尸体解剖，那是我第一次看，开始心里很紧张，看着刀锋划开皮肤，露出暗红色的肌肉……那种感觉让人一直忘不了。


尸检得出的结论是在审讯时心脏病突发致死，因为除了手腕上手铐的痕迹外，身体表面没有受伤的痕迹。后来我们询问了管教和同仓的人，看了提审的记录，发现他已经被连续审讯了三个通宵了，虽然白天会放他回去仓里，但是因为看守所规定白天是不准睡觉的（除了午休一小时），不准躺下，所以这个猝死的嫌疑人其实差不多连续三天三夜没怎么睡觉了。后来听说赔了钱给家属，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审讯的公安人员立案调查，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检察院四年后就辞职进入律师行业了。在看守所，司法人员的提审室和律师的会见室是分开在不同的地方的。我辞职后第一次去看守所以律师的身份去会见时，却习惯性地带着嫌疑人就直接到了提审室，摆了一个大乌龙，后来管教提醒我才意识到。等我把嫌疑人带回会见室时，他一直觉得我就是检察官冒充的，解释了很久他才相信我真的是律师。


我做律师之后，一直在做刑事辩护，去看守所的次数就更多了。由于角色的转换，被关押的嫌疑人对律师会有更多的心里话说，从此我看到了看守所更多另一面的故事。


同样在看守所，律师会见和检察官提审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提审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嫌疑人情绪是惶恐、警惕甚至是敌对的，所以交流的气氛不可能和谐。而我第一次去会见时，那位客人（嫌疑人）竟然伸出手来想和我握手，我习惯性地犹豫了一下，才把手伸出去，他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当我把他家人的情况告诉他时，他忍不住痛哭流泪，整个会见的过程中，他都是信任、尊重和依赖的。


看守所本应该是临时关押尚未判决的人的地方，关押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危险性，不是为了惩罚，因为这些人最后不一定会被判有罪。然而，每一个人认为自己会被判有罪的嫌疑人都希望能尽快“上场”（到监狱去服刑），因为和看守所的条件相比，监狱好太多了。


几乎所有看守所仓里（关押人的房间）的设置都是一样的。里面有一个或者两个用水泥砌起来的大炕，用来给关押的人并排睡觉的，仓里只有一条通道。一个仓一般只有几十平方，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广州的看守所，人多的时候一个仓经常要关押二三十人，连睡觉的地方都不够，有些人只能侧着身睡，半夜去上个厕所，回来可能连睡觉的位置都没有了，有些新进来的人只能睡在通道上。


管教会在每个仓选一个嫌疑人做管理员，俗称“仓头”或者“三号”，新进来的通常是要帮大家洗厕所的，直到下一个“新兵”来为止。夜里除了管理员以外，其他人都要在夜里轮流值班，每班两人，站着两小时。


每人每个月的全部消费一般限制在500元以下，包括了吃饭和日常用品等，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洗澡也几乎都是冷水，除了提审、会见或者偶尔管教约谈心之外，是无法走出仓门的。


很多看守所还要嫌疑人干活，通常是粘纸花，串珠帘等手工活，任务重的时候要从早上做到晚上，有些年纪大眼睛不好的就会觉得很吃力。大约十年前，我听一个其他市的检察院的书记员抱怨说，有些嫌疑人长久劳作连指纹都磨没了，导致按手印都按不出来。


随着案件越办越多，我去的看守所也多了，接触里面的人也多了，经历了许多让人难以忘记的人和事，有出人意料，有苦中作乐，也有令人感概万千的。


我去粤东的一个看守所会见过一个在当地有名的一个商人，带我去看守所的那个人听说也是当地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是律师，可是那些看守所警察都认识他。他拿着一包烟，一路说着潮汕话递给那些警察，我竟然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就跟着他进去了看守所！


这位仁兄直接带着我进到办公室，和几个警察一起喝起了茶。一会儿后，我就看见我要会见的那位嫌疑人从仓里走出来了，他不用穿囚服，那些警察一见到他就招呼他一起喝茶，他大大方方地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和警察们用潮汕话聊天喝茶，我在那里突然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局外人。


等他们聊了好一会，才似乎想起要和律师会见了，然后就叫我和嫌疑人自己到会见室去单独谈，等我会见完走的时候，我看见他还在和警察在喝茶。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和谐”的看守所了。


会见条件和所内环境最好的应该是国安厅看守所，关的都是高官和间谍，里面完全没有上述的那些艰苦的情形，有一个漂亮的小花园，就像是一个疗养院，一个房间里最多只关三个人。当别的看守所的会见室只有风扇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空调了。


记得我以前早起饿着肚子去那里会见一位涉嫌受贿的市长，我问他早餐吃了什么，他说有肠粉、菜干粥、肉包等，我笑说你的待遇比律师还好。但那也是会见过程很严格的一个看守所，里面还养着一只大狼狗。


有一次我会见完刚要走出大门，几个警察突然向着我追了出来，并大声喊门卫拦住我，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们通过监控发现我好像多拿了一张纸，后来发现其实那是我的草稿纸，虚惊一场。


通常越是经济落后地区的看守所，人就越是关得少，管理也相对宽松。我去过粤西的一个看守所会见一个涉嫌伪造证据而被羁押的律师，他说里面很无聊，所以会想各种办法来解闷，解闷的方法让我对他们的创造力惊叹不已。他们把装牙膏的纸壳撕成一个个小方块，上面写上每个扑克牌的标志，凑成完整的一副“扑克牌”，在里面打起扑克来。更有创造力的是，他们把吃剩的米饭捏成小方块，在其中一面刻画出每个麻将牌的标志，然后放到窗边去风干变硬，很快就凑足了一副麻将牌，于是大家又有了新的娱乐方式。打牌打麻将还要小赌一下，筹码当然是里面最珍贵的香烟了。


我当时联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一个案件，一个犯人在里面每次都会把烤焦变黑的面包皮撕下藏起来，等攒得足够多的时候，他把这些焦黑的面包皮沾湿，然后捏成了一只手枪，风干变硬，最后他用这只“手枪”在法庭上劫持了法官，成功逃脱了。


看守所是分男仓和女仓的，分别由男管教和女管教管理。有一次遇到一件很意外的事，委托我的一位嫌疑人是一位变性人，原本是男性，已经做了隆胸手术和脸部整形，有注射雌性荷尔蒙，表面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女人的样子了，但是下体的器官重置手术还没有完成。这位特殊的嫌疑人被拘留后，看守所的管教和领导们就头大了，到底是关女仓和男仓好呢？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没办法，以身体情况不适宜关押为由把他取保候审了。当时我很好奇，泰国变性人这么多，他们的看守所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在这个书信基本被淘汰的电子时代，我却经常收到来自看守所的书信，我和同事们经常戏称为“情书”，我也会回信给他们。几年前有一位涉嫌信用卡诈骗的嫌疑人每周都给我写信，每次都会寄一叠他在里面写的小说稿给我，并叫我保留着。等到他离开看守所之后，他的长篇小说也写完了，我成了他的第一位读者。那是一篇以第一人称来写的关于商海斗争的故事，主人公就像《寻秦记》里的项少龙，不但事业有成，还风流倜傥艳遇无数，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我不得不惊叹他的想象力。


收到的“情书”


看守所拖延寄信是常态，有些看守所上个月写的信这个月才收到。很久之前，我收到过一位犯人的来信，他已经被判了死刑，在他的信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提到了对律师的感激，他还反省了自己的人生，充满恐惧、痛苦和留恋。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封信。由于寄信被拖延，当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他已经被执行了，他没能收到我的回信。我想起西方国家都有一个传统，在执行死刑前会指派一位牧师去为死刑犯开导、赎罪，让他安心上路，这是多么人道的事。



收到祝福


有一次去一所会见，刚好碰到了（死刑）执行日，门口整齐站着两排武警和保安，几个家属有老有少坐在地上哭成一团，囚车缓缓开出，家属一边痛哭一边追着去，场面让人心酸。


我以前看过好几次执行死刑，我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场景：法警架着瘫软的被执行人，等待验明正身，他绝望的眼神犹如一只待宰的动物……所以会见死刑犯时，我经常会想起汤姆汉克斯的电影《绿色奇迹》，他饰演了一名专门看管死刑犯的狱警，陪伴他们走完最后的日子里，人性的善与恶赤裸裸地呈现。


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感情也变得复杂奇特。仓里面也会有阶级，通常在外面有地位有关系的，在里面就容易做上管理员，或者不用值班和干活。有一些没有家人寄送钱的，就只能帮同仓有钱的人干活值班，换一点生活用品。


每一个仓里都有一个“审委会”，是那些关了一两年的嫌疑人，他们见得多了，就根据经验来讨论分析每个嫌疑人的案情和结果，有一定的准确度。


经常流传的一句话叫“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蹲过仓”，因为患难与共，有很多仓友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有段时间严打醉驾，专门有一个仓关满了醉驾的嫌疑人，这些人出来后还经常聚，互相称呼对方为MBA的同学，把那个仓的管教称为校长。


但也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为了立功减刑，会检举同仓的人无意中泄露的罪行。我曾经在代理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案件时，看到了一个特殊的证人。根据这个证人的陈述，他本身是因为其他犯罪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警察找到他，安排他进去一个仓里接近这个涉嫌杀人的嫌疑人，故意和他成为好朋友，在聊天时刻意地套取案情，然后就向警察指证了这个涉嫌杀人的嫌疑人。庭审时，我对警察在看守所安插“卧底”的取证方式的合法性提出了反对，认为这是一种诱骗取证的方式，而且这种取证方式严重破坏了看守所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几年前一位关押在看守所的被告人跟我谈到的一个细节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外籍商人，她的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二审，她在看守所足足被关押了将近五年。由于长期关押，加上年纪大，她的小腿开始萎缩和麻木。


有一次我去会见她，她说她这几天心情不好，因为换了监仓，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她以前的监仓的小窗户对着的是一棵芒果树，这几年来，可以看着它成长开花结果，可现在的监仓的小窗户对着的只是一面灰墙。我听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当时想起了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一个故事，听说文化大革命时，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关在了一个封闭的“牛棚”里，由于长期看不到外面，黄永玉的妻子心情抑郁得了病。黄永玉彷徨中拿起了画笔，在墙上画了一个打开的窗户，窗户外面有树有花有鸟，还有阳光照进来，他的妻子看着这幅画心情和身体都好了起来。


那天我离开看守所的时候，用手机拍下了那棵曾经陪伴过无数人、并给他们带来过希望的芒果树。


我经常去看守所接一些释放出来的人，由于长时间没晒过太阳，他们看起来皮肤惨白，久违的阳关让他们的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有客人是夏天收押的，冬天释放时还会穿着收押时穿的短袖短裤出来，冻得直发抖。当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大铁门走出来时，家属都会激动万分，影视剧里那些奔跑拥抱痛哭的情景就会真实地在我面前呈现，虽然常常见到，但每一次，我都仍然会被现场的情景所深深触动。


这么多年来，我每去一个看守所会见，我都会忍不住观察这个看守所的地理环境和人进出的流程，情不自禁地琢磨：如果我蒙冤被关了进来，我要怎么样才能从这里越狱出去？一个个不同的方案就会在我的脑海里呈现，不管最后论证的结果是否可行，这些想法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曾经因为这些念头而检讨自己，作为一位刑辩律师，在自己蒙冤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依法辩护，而是计划越狱，是电影看多了，还是对目前的司法状况太没信心？


今年是我担任本届政协委员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今年在广州开两会时，我提出了三份改善看守所关押和律师会见环境的提案，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里的人和事，尽一己之力，盼得到小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