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随笔
民间借贷，如何处理
作者：罗庚春团队 律师 时间：2016年08月15日
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属、朋友、邻居、同事等彼此熟络的人之间，因而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很多当事人由于对相关法律规范缺乏理解与认识或未予留存相应证据，导致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及时地保护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结合《规定》及近期审理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件，阐释民间借贷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提醒大家在从事民间借贷行为时，既不可掉以轻心，亦不可恣意妄为。
借款利息设有上限逾期还款仍需付息
阿芬与大盛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2012年6月1日，大盛因经营餐厅急需进货款，向阿芬借款1万元。当日，阿芬将1万元现金交予大盛，大盛向阿芬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大盛自阿芬处借得人民币1万元用于餐厅经营，2012年12月1日大盛归还本金壹万元及利息1500元”。
2012年11月25日，阿芬向大盛索要欠款，大盛称自己最近手头紧张，请求借款延期归还，并表示愿意再给阿芬增加一些利息。因此，大盛向阿芬重新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大盛于2012年6月1日在阿芬处借得人民币1万元用于餐厅经营，大盛于2013年6月1日前归还阿芬本金1万元及利息。
利息按如下标准计算：如大盛于2013年5月1日前归还欠款，利息总计2000元；如大盛于2013年5月1日之后归还欠款，利息总计2800元。大盛于2012年6月1日向阿芬出具的借条无效。”大盛和阿芬分别在该借条上签字。
2013年6月1日借款到期后，大盛仍未向阿芬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阿芬多次向大盛索要欠款未果后，于2015年8月将大盛起诉至法院，要求大盛归还借款本金1万元及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的利息2800元，并要求大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二倍的标准支付2013年6月2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法官说法
严格依照利息计算的新标准
对于本案中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即借款期限内）的利息计算问题，应当参照《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即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依据上述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予以保护。如果超过年利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约定利率在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如果借款人尚未向出借人给付利息的，出借人主张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但如果借款人已经向出借人支付了高于年利率24%且低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出借人无须返还该部分利息。
具体到本案中，依据大盛与阿芬2012年11月25日签字确认的借条，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年，如果大盛于2013年5月1日之后还款，借款利息为2800元，相当于年利率28%。这一利息约定介于年利率24%至36%之间，在大盛未偿还上述约定利息的情况下，阿芬有权主张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即2400元。
对于本案中2013年6月2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问题，应当参照《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面已经提到，结合借贷双方的约定及法律规定，本案中法院可以支持的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为年利率24%。在阿芬与大盛没有约定逾期还款利息的情况下，依据上述规定，阿芬可以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借款期限的利息计算标准，即年利率24%。现阿芬要求大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二倍的标准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该利息计算标准未超过年利率24%，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规定》对于民间借贷中利息的约定作出了限制，即一般不得超过年利率24%。此外，即便借贷双方并未对逾期还款利息作出约定，出借人仍然可以依据双方已经约定的未超过法律保护标准的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主张相应的逾期还款利息。
还款凭据应清晰明确经出借人确认最为宜
王某与郑某同为在北京做生意的福建同乡，2013年4月，王某与郑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郑某向王某借款6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息。借款合同签订后，王某通过案外人张某的账户向郑某的账户汇款600万元，郑某收到相关款项后向王某出具了收条。
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郑某未足额归还本金及利息，故王某于2014年8月起诉至法院，要求郑某归还其尚欠的本金460万元及利息。郑某在诉讼中主张，2013年6月，郑某的朋友赵某曾经向案外人张某的账户汇款150万元，该150万元也是用于归还郑某对王某的欠款，故当从应还的460万元本金中扣除。
王某对于郑某的这项主张不予认可，且张某称自己与赵某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赵某汇给自己的150万元是归还赵某向张某的借款的。
■法官说法
借款人需对已还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借款人郑某虽主张其已经通过朋友代为付款的方式另外归还了王某150万元，但郑某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不能证明款项流转的目的。
且赵某与张某作为本案证人，其二者均认可在王某与郑某存在借贷关系期间，赵某与张某之间亦存在借贷关系，二者账户间频有资金往来。综合上述分析，法院认为，郑某不能证明该150万元是其已经归还给王某的欠款，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依法判决郑某偿还王某的借款本金460万元及相应利息。
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借款人需要对自己已经还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借款人在还款时应当注重留存还款凭据，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的转账汇款凭证及出借人出具的收条等。值得说明的是，在借贷双方存在多笔借款或者借款人委托他人进行还款时，银行的转账凭证通常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而无法证明该款项是用于归还哪笔欠款。
因此，借款人在还款时最好取得出借人的确认，明确归还具体款项的性质及内容，并将相应证据妥善保存，避免日后产生纠纷时自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转账凭证非借据诉讼切莫想当然
小卓与阿建曾经是同事关系。2015年5月，阿建将小卓起诉至法院，要求小卓归还10万元欠款，并向法院提交了阿建向小卓的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据。
小卓抗辩称，阿建汇给自己的10万元不是借款，小卓将自己所有的一辆奔驰车借给阿建使用，阿建支付的这10万元是用车款。阿建认可用车并支付对价的事实，但其表示由于小卓提前收回了车辆，所以应当将10万元返还给自己。
法院认为，小卓已经针对阿建的主张提出抗辩，在阿建无法进一步证明其与小卓之间就涉案的10万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裁定驳回了阿建的起诉。
■法官说法
买卖合同≠民间借贷
《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依据《规定》，出借人需要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当事人像该案中的阿建一样，对于民间借贷的性质存在误解。《规定》第一条指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据此，民间借贷本质上是一种资金融通行为。很多当事人凭借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的诉讼，实则是为索要根据买卖合同已经支付的货款、曾经的恋人索要同居期间支付给对方的生活费或委托对方理财而支付的理财本金等等，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亦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新闻观察
民间借贷新规亮点频现顺应形势兼顾树立规则
《规定》的颁布，为保护民事主体在民间借贷行为中的合法权益及维护正常的资金融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有效满足了民间资金融通活动对交易规则的迫切需求。
在改变对企业间借贷效力的规定、明确借款利率标准、合理分配借贷双方举证责任、厘清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强化虚假诉讼防范与制裁力度等方面，均已成为广受称赞的新规亮点。
立足实际，满足资金融通现实需求。随着非自然人主体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及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借款数量高发的实际情况，《规定》中首次突破此前的法律法规，对企业间为生产经营秩序而从事的借贷行为予以认可。
自此，无法通过金融机构贷款得到满足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企业可以通过合法完善的民间借贷途径得以解决。企业通过以法定代表人或员工等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之用而引发的纠纷数量亦将大幅降低。
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借款利息的方式很难得到适用，因而《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了具体的量化规定，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有机契合。
树立规则，促进民间资本有序流动。《规定》确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因而民间借贷主体在约定借款利息时必将受到相应约束；出借人亦应当消除不合理的收益预期，避免在高额利息的诱使下令自身的钱财沦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赃款”。
与此同时，《规定》还对民间借贷案件中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的处理方式作出了规范，明确了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线索或材料的基本原则，规定不能一概否定相关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而更好地保护了款项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并利于犯罪行为的有效查处，维护民间资本流动的良好秩序。
强化举证，引导养成良好交易习惯。首先，《规定》明确，出借人仅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如果借款人提出抗辩，出借人则需进一步举证证明。
因而，在民间借贷行为中，纵使借贷双方彼此熟络且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或碍于情面，出借人仍需向借款人索要借据，载明借贷双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信息，避免自身在产生纠纷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规定》载明，一般情形下，网络贷款平台不承担担保责任，除非平台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等方式明示其提供担保。由于网络贷款平台发布的网页、广告等具有易删除、易替换的特点，故出借人应当注意及时截屏、拍照保存相关证据，以便日后维权。
另外，《规定》还特别确立了保证人身份的认定规则，这也提醒出借人要令保证人通过借据等明确其法律地位，以保障出借人担保权的行使。
综上，《规定》中多个条文均明确了民间借贷各方主体的举证责任，从而有效引导民间借贷参与者全面记录交易过程、审慎留存相关证据，形成良好的交易习惯，充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结合《规定》及近期审理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件，阐释民间借贷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提醒大家在从事民间借贷行为时，既不可掉以轻心，亦不可恣意妄为。
借款利息设有上限逾期还款仍需付息
阿芬与大盛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2012年6月1日，大盛因经营餐厅急需进货款，向阿芬借款1万元。当日，阿芬将1万元现金交予大盛，大盛向阿芬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大盛自阿芬处借得人民币1万元用于餐厅经营，2012年12月1日大盛归还本金壹万元及利息1500元”。
2012年11月25日，阿芬向大盛索要欠款，大盛称自己最近手头紧张，请求借款延期归还，并表示愿意再给阿芬增加一些利息。因此，大盛向阿芬重新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大盛于2012年6月1日在阿芬处借得人民币1万元用于餐厅经营，大盛于2013年6月1日前归还阿芬本金1万元及利息。
利息按如下标准计算：如大盛于2013年5月1日前归还欠款，利息总计2000元；如大盛于2013年5月1日之后归还欠款，利息总计2800元。大盛于2012年6月1日向阿芬出具的借条无效。”大盛和阿芬分别在该借条上签字。
2013年6月1日借款到期后，大盛仍未向阿芬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阿芬多次向大盛索要欠款未果后，于2015年8月将大盛起诉至法院，要求大盛归还借款本金1万元及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的利息2800元，并要求大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二倍的标准支付2013年6月2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法官说法
严格依照利息计算的新标准
对于本案中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即借款期限内）的利息计算问题，应当参照《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即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依据上述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予以保护。如果超过年利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约定利率在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如果借款人尚未向出借人给付利息的，出借人主张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但如果借款人已经向出借人支付了高于年利率24%且低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出借人无须返还该部分利息。
具体到本案中，依据大盛与阿芬2012年11月25日签字确认的借条，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年，如果大盛于2013年5月1日之后还款，借款利息为2800元，相当于年利率28%。这一利息约定介于年利率24%至36%之间，在大盛未偿还上述约定利息的情况下，阿芬有权主张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即2400元。
对于本案中2013年6月2日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问题，应当参照《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面已经提到，结合借贷双方的约定及法律规定，本案中法院可以支持的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为年利率24%。在阿芬与大盛没有约定逾期还款利息的情况下，依据上述规定，阿芬可以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借款期限的利息计算标准，即年利率24%。现阿芬要求大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二倍的标准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该利息计算标准未超过年利率24%，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规定》对于民间借贷中利息的约定作出了限制，即一般不得超过年利率24%。此外，即便借贷双方并未对逾期还款利息作出约定，出借人仍然可以依据双方已经约定的未超过法律保护标准的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主张相应的逾期还款利息。
还款凭据应清晰明确经出借人确认最为宜
王某与郑某同为在北京做生意的福建同乡，2013年4月，王某与郑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郑某向王某借款6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利息。借款合同签订后，王某通过案外人张某的账户向郑某的账户汇款600万元，郑某收到相关款项后向王某出具了收条。
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郑某未足额归还本金及利息，故王某于2014年8月起诉至法院，要求郑某归还其尚欠的本金460万元及利息。郑某在诉讼中主张，2013年6月，郑某的朋友赵某曾经向案外人张某的账户汇款150万元，该150万元也是用于归还郑某对王某的欠款，故当从应还的460万元本金中扣除。
王某对于郑某的这项主张不予认可，且张某称自己与赵某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赵某汇给自己的150万元是归还赵某向张某的借款的。
■法官说法
借款人需对已还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借款人郑某虽主张其已经通过朋友代为付款的方式另外归还了王某150万元，但郑某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不能证明款项流转的目的。
且赵某与张某作为本案证人，其二者均认可在王某与郑某存在借贷关系期间，赵某与张某之间亦存在借贷关系，二者账户间频有资金往来。综合上述分析，法院认为，郑某不能证明该150万元是其已经归还给王某的欠款，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依法判决郑某偿还王某的借款本金460万元及相应利息。
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借款人需要对自己已经还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借款人在还款时应当注重留存还款凭据，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的转账汇款凭证及出借人出具的收条等。值得说明的是，在借贷双方存在多笔借款或者借款人委托他人进行还款时，银行的转账凭证通常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而无法证明该款项是用于归还哪笔欠款。
因此，借款人在还款时最好取得出借人的确认，明确归还具体款项的性质及内容，并将相应证据妥善保存，避免日后产生纠纷时自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转账凭证非借据诉讼切莫想当然
小卓与阿建曾经是同事关系。2015年5月，阿建将小卓起诉至法院，要求小卓归还10万元欠款，并向法院提交了阿建向小卓的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据。
小卓抗辩称，阿建汇给自己的10万元不是借款，小卓将自己所有的一辆奔驰车借给阿建使用，阿建支付的这10万元是用车款。阿建认可用车并支付对价的事实，但其表示由于小卓提前收回了车辆，所以应当将10万元返还给自己。
法院认为，小卓已经针对阿建的主张提出抗辩，在阿建无法进一步证明其与小卓之间就涉案的10万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裁定驳回了阿建的起诉。
■法官说法
买卖合同≠民间借贷
《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依据《规定》，出借人需要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当事人像该案中的阿建一样，对于民间借贷的性质存在误解。《规定》第一条指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据此，民间借贷本质上是一种资金融通行为。很多当事人凭借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提起的诉讼，实则是为索要根据买卖合同已经支付的货款、曾经的恋人索要同居期间支付给对方的生活费或委托对方理财而支付的理财本金等等，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亦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新闻观察
民间借贷新规亮点频现顺应形势兼顾树立规则
《规定》的颁布，为保护民事主体在民间借贷行为中的合法权益及维护正常的资金融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有效满足了民间资金融通活动对交易规则的迫切需求。
在改变对企业间借贷效力的规定、明确借款利率标准、合理分配借贷双方举证责任、厘清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强化虚假诉讼防范与制裁力度等方面，均已成为广受称赞的新规亮点。
立足实际，满足资金融通现实需求。随着非自然人主体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及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借款数量高发的实际情况，《规定》中首次突破此前的法律法规，对企业间为生产经营秩序而从事的借贷行为予以认可。
自此，无法通过金融机构贷款得到满足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企业可以通过合法完善的民间借贷途径得以解决。企业通过以法定代表人或员工等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之用而引发的纠纷数量亦将大幅降低。
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借款利息的方式很难得到适用，因而《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了具体的量化规定，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有机契合。
树立规则，促进民间资本有序流动。《规定》确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因而民间借贷主体在约定借款利息时必将受到相应约束；出借人亦应当消除不合理的收益预期，避免在高额利息的诱使下令自身的钱财沦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赃款”。
与此同时，《规定》还对民间借贷案件中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的处理方式作出了规范，明确了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线索或材料的基本原则，规定不能一概否定相关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而更好地保护了款项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并利于犯罪行为的有效查处，维护民间资本流动的良好秩序。
强化举证，引导养成良好交易习惯。首先，《规定》明确，出借人仅以转账凭证提起诉讼，如果借款人提出抗辩，出借人则需进一步举证证明。
因而，在民间借贷行为中，纵使借贷双方彼此熟络且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或碍于情面，出借人仍需向借款人索要借据，载明借贷双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信息，避免自身在产生纠纷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规定》载明，一般情形下，网络贷款平台不承担担保责任，除非平台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等方式明示其提供担保。由于网络贷款平台发布的网页、广告等具有易删除、易替换的特点，故出借人应当注意及时截屏、拍照保存相关证据，以便日后维权。
另外，《规定》还特别确立了保证人身份的认定规则，这也提醒出借人要令保证人通过借据等明确其法律地位，以保障出借人担保权的行使。
综上，《规定》中多个条文均明确了民间借贷各方主体的举证责任，从而有效引导民间借贷参与者全面记录交易过程、审慎留存相关证据，形成良好的交易习惯，充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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