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是什么呢？它是26万男性会员的天堂，也是74个女性受害者的地狱。
        在N号房里，有各种闻所未闻的见闻：女性被称作“XX狗”，稍微委婉些的说法是“来月经的东西”。在这群丑陋的恶鬼眼中，女性只是牲畜，任意驱使的奴仆，发泄私欲的玩物，是不配为“人”而存在的。 你无法想象，N号房间最初是由韩国一帮刚刚高中毕业的男孩建立的，其大部分可能是未成年人，目的是靠性虐来消遣和缓解压力，几经周转之后，到了25岁的“赵博士”手里，他在Telegram上开了多个聊天室，按数字编号，从1号房开到8号房，在这些聊天室里，充斥着大量关于虐待、强奸女性的非法拍摄物，一天之内，视频高达1.5万多条。这些视频里，有身上用刀刻着“奴隶”字样的女性，有姿势怪异的裸体女孩，你可能无法想象，对N号房里的男性来说，“一起强奸吧！”就像“早上好”的问候一样简单。 但令人惊诧的是，这些淫秽视频和照片，竟然是被害人自己免费提供的！更可怕的是，事件发酵后，目前报警的受害者有74人，16名未成年，最小的11岁。据统计有将近26万人观看直播，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声。 
        韩国人口仅有5000万，意味着每200个人里就有1个人参与了这场犯罪，但是举报的人却是0！观众没有拍摄淫秽视频，没有诱拐未成年人，没有实施实际性的性侵害行为，围观吃瓜，付费购买的合法席位，何来犯罪一说？“与其处罚我，不如先去规范那些荡妇的行为！”这样的话听起来尤为刺耳，就像是在说：“我又没有犯罪，我只是正当的付费购买象牙，比起处罚买卖象牙的人，应该去先处罚长象牙的大象，如果它们没有长象牙，就不会有人想买，它们的错更大。” 
        这种将犯罪包装成消费的行为，建立在违反法律、侵害人权的基础上获得的快乐，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如果说每一条与性侵犯有关的罪恶产业链背后，主导者或直接获利的卖家是刽子手，那购买、传播、观看淫秽色情视频和图片的房客，恰恰是始作俑者，是利益链条的需求方，他们全是帮凶。 
        事件演变至此，就产生了有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事件：一件是胁迫并性侵、奴役未成年少女，拍摄淫秽视频和照片，在网上收费、共享、传播的法律事件；一件是26万付费观众在案发后的表现，这是一个道德事件。刑事法律规则可以对施害者的行为做成法律评价，最终给予刑事处罚，但道德事件的评价激发了舆论的关注，人们讨论先是事件之后韩国男性的集体失声，再是有人站出来反驳：“我没有胁迫，我只是观看，我没有犯罪。” 
        这样的事后反应，击打了所有人的道德底线：任何人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都会毛骨悚然，尤其是没有安全感的韩国女性，陷入了“参与者会不会就在身边”的怀疑中。人人岌岌可危的她们，在第一时间率先集体请愿，除了惩戒施害者，她们也要求公开26万人付费观看者的姓名，以此作为惩戒。 
        作为法律人，看着这场26万人的集体狂欢，看着丑恶的真相被揭露，克制住愤怒、恐惧后，我们期待法律能做些什么，希望那些充满愤怒与恐惧的呐喊能唤醒什么，告诉那些“你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的人，这些女孩的生活，不能成为你排解压力的色情片。但回归到理性的法律人角色中，我发现，我们可以在道德评价的话题里讨论N号房事件，但却不能用道德的审视标准做出法律的裁判。 
        学法的人都知道，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出现这种「260000:0」的情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朴素正义的年代，在这样的事件里，法律的判罚就像是一个出现了纰漏的代数式，只能告诉你法律不能得出“26万观看者该受到怎样惩处？”的结论，你需要去换个角度论证问题，跳出刑事法律思维的局限性，才有机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如果从社会形态的道德，甚至是文化现状去找原因。还有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有些恶的天性是需要通过社会定义的道德来抑制的，如果道德不再有约束作用，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出现了偏差，社会制度的规范不再能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我们的社会就会进入一种失范状态。 
        我们看到的在N号房事件里，看到的不仅仅是26万人的个体越轨，从更深层上讲，是社会秩序的失范。法律能让做坏事的人不敢做，但道德是让做坏事的人不敢想，正是因为那些被认为“性，只是正常的欲望”，那些看似合理实则扭曲的需求，会成为侵害他人而获利的理由。社会舆论不该去苛责那些受胁迫的女孩，也不能上升到用刑罚去惩戒这26万个沉默的观众。因为刑罚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不是为26万人洗白，而是从更深的社会层面上解决问题。性冲动不是犯罪的保护色，就像冯唐说的，如果你心中总有不灭的火，正确的心态是：看女色如看山水，和下半身的距离远些，相看两不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和山水不同的是，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前，请不要盯着女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