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是名人，不是官人。如今的律师连官人都敢骂，自然不惧名人。于是，当杨澜在微博上感概“幸福感最低的职业是律师，因为他们总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时，来自律师的反击应声而起，其中实不乏以最坏的设想揣测杨澜者，正愤愤然自证着自己的“不幸福”。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容易变得敏感，当敏感过度，不免产生被害妄想。本来，幸福与否，不过是自家的感受，勿需以别人的看法为念，惜乎律师一族，素有苦大仇深的故事萦绕心间，每见风吹，便能联想到苦雨，正所谓“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当然也以狐疑的眼光打量世事，如此心境，即便不是“幸福感最低”的，也未必是幸福的。杨澜之言，或许不是从这个角度在洞察律师，却无意击中了律师的软肋，于是，律师的过度反应，恰好印证了别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人心的窒塞，常反映为外在的激愤，而且是不假思索的激愤，或近于随波逐流的轻浮。当今的律师，是容易染上这等毛病的，至少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例，但凡听到不入耳的话，便易于躁动，像一头无谋的牛犊，在网络上乱攻一气。每见于此，你大可想象，那言词之间，还有多少律师的味儿？前不久我发表的拙文《律师不是中国的敌人》，就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难怪有朋友说我出言似愤青，自忖良久，深感有误读之后的宣泄，亦不乏人云亦云的愤激，可惜话一出口，已然覆水难收了。

　　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揣度别人，但也不妨以最大的善揣测杨澜。她的说律师，似没有那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动机，不过是踏着央视“幸福话题”的节拍，一展自己的幸福观而已。碰巧，她说到了律师，道出了自己对律师生活状况的观感，而且，耐人寻味地，给出了极易招致诟病的论据：“他们总是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这无非是她作为常人的认知，一如同样是常人的我，也可能假荒诞之论据，认为成天开膛破肚的外科医生是最不幸福的（事实上早有斯言见诸文字）。我所诧异的是，并没有哪个医生为此恼羞成怒，然而，医生不以为忤的东西，换到律师身上，却可以引来群情汹汹，有人谓其结论荒谬而诋毁之，有人谓其论据偏颇而刻薄之，我的一位朋友，则不惜追根溯源，考证出杨澜的夫家祖上曾经出过大律师（吴凯声），进而对杨澜的出语痛心疾首。似乎，这个与律师有着姻亲关系的名嘴，不该对律师说长道短的。

　　以本人的自见，律师当然不是“幸福感最低的职业”，否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逃离这个职业。即使律师惯于“以最坏的设想揣测别人”，那不过是职业的思维模式，并不足以妨碍自身的幸福感。―――恰在此点上，外人会觉得律师“很累”，“很伤神”，因而“幸福感最低”，这正是常人雾里看花的逻辑，谈别人的幸福感，总不免失于主观，类似的误读，律师也常有的，杨澜岂能例外。谓其“偏见”，已然言重，如果再对其上纲上线，群起而攻之，不免有点小题大做了。

　　如果我们的神经脆弱得经不起一丁点非议，那么，我们也只配在襁褓里活着。律师不是狮子，用不着遇到一点“招惹”，便要呲牙咧嘴。倘世人惧于说律师，对这个职业而言，未必是什么幸事。因此，放下身段，静听别人对自己的评说，或是我等需要修炼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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