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
盗窃罪二审辩护词
作者：刘健雄 律师 时间：2014年03月26日
审判长、审判长：
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家属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刘健雄担任本案被告人XX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一审判决书，会见了被告人，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采纳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XX犯盗窃罪。在本案中，被告人XX一直否认自己有盗窃行为，检控方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XX有盗窃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五）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原审法院的有罪认定应当同时符合这一法条规定的五个条件，但显然原审法院的判决并不同时符合这五个条件，其判决被告人XX有罪，显然是错误的。
一、从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的陈述可以得知，XX唯一可以接触被盗财物的机会就是在工作场所内将货物卸车搬运到x光检测仪这一过程，而XX在这一过程的全部行为都能被监控录像机收录。然而从可被调取监控录像来看，根本没有看到XX有盗窃行为。
而且从客观上来说，XX明知道该工作环境内有监控录像，而且四周有其他机场安检人员在场，根本没有机会作案。
二、两份《痕迹检验鉴定书》存在严重漏洞，该证据并非属实。从《关于宅急送公司货品被盗案外包装技术处理的说明》可知，公安机关从被盗货品纸箱的最外侧的无文字透明胶纸上提取了指纹5枚，但从两份《痕迹检验鉴定书》来看，只检验了其中3枚指纹，还有2枚指纹没有被检测。然而检控方、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该5枚指纹全部就是被告人XX作案留下的，显然是错误的。该两份《痕迹检验鉴定书》存在严重的错误。
三、本案的全案证据形成的证明体系极为残缺，并不足以认定被告人XX有盗窃行为。第一，被告人的陈述并没有承认犯罪事实；第二，证人证言和货单、纸箱等物证只证明了货物被盗的事实，而且并没有证人指证被告人XX有盗窃行为；第三，视听资料也没有看到XX有盗窃行为；第四，《痕迹检验鉴定书》存在漏洞，而且不能排除该指纹是XX在正常工作搬运货物留下的。综上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XX有接触过被盗货物，但被告人XX已解释了该指纹可能是搬运时留下，结合其工作性质，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XX有盗窃行为。
四、一审法院无法排除合理的疑点有以下四个：
（一）没有被检测的2枚指纹是否也与被告人XX的指纹一致？如果不一致，也就说明有其他人有对被盗财物进行二次包装的嫌疑。
（二）被盗货品纸箱的最外侧的无文字透明胶纸上提取的指纹是XX作案时留下的还是正常工作中搬运时留下的？关于这一疑点，若控诉方没有证据证明是XX作案时留下的，那么一审判决应当认定这些指纹是XX正常工作中搬运时留下的。然而一审判决却违反刑事审判无罪推定的原则，以被告人XX无合理解释该指纹为由，颠倒刑事举证责任，推定该指纹是XX在作案时留下的，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XX在被盗货物上留有指纹就是合理的，因为其工作必然会接触到该货物。
（三）被盗货物从宅急送公司运输至广州机场的途中是否就被盗了？被盗货物从宅急送公司运输至广州机场有一段路程，而且这期间并没有监控或管理制度防止货物被盗，因此货物被盗的最大可能就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然而一审检控方根本没有证据排除货物是在运输过程中被盗的。若然被盗货物是在运输过程中被盗，XX只是在正常工作中接触到该货物而留下指纹，那么XX就成本案的替罪羔羊。
（四）若然是XX盗窃涉案货物，其是如何把被盗物品带离工作场所的？2012年7月28日被盗的物品有20台手机，从数量上来看，这难以零散的带走；从体积上来看，根据该包装纸箱大小，若然把20台手机包裹是有一定体积的，这样带走很容易被人发现，监控视频也能清晰的收录下来。而事实上，检控方也没有证据证明XX是如何把被盗财物实行控制带走的。
综上所述，本案属于只有间接证据的“零口供”案件，原审法院的判决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没有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5个条件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有犯罪事实，该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的审判行为同时也完全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第7条和第9条的精神。
谨此，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充分查清事实，切实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工作精神和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健雄
2014年 月 日
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家属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刘健雄担任本案被告人XX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一审判决书，会见了被告人，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采纳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XX犯盗窃罪。在本案中，被告人XX一直否认自己有盗窃行为，检控方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XX有盗窃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五）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原审法院的有罪认定应当同时符合这一法条规定的五个条件，但显然原审法院的判决并不同时符合这五个条件，其判决被告人XX有罪，显然是错误的。
一、从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的陈述可以得知，XX唯一可以接触被盗财物的机会就是在工作场所内将货物卸车搬运到x光检测仪这一过程，而XX在这一过程的全部行为都能被监控录像机收录。然而从可被调取监控录像来看，根本没有看到XX有盗窃行为。
而且从客观上来说，XX明知道该工作环境内有监控录像，而且四周有其他机场安检人员在场，根本没有机会作案。
二、两份《痕迹检验鉴定书》存在严重漏洞，该证据并非属实。从《关于宅急送公司货品被盗案外包装技术处理的说明》可知，公安机关从被盗货品纸箱的最外侧的无文字透明胶纸上提取了指纹5枚，但从两份《痕迹检验鉴定书》来看，只检验了其中3枚指纹，还有2枚指纹没有被检测。然而检控方、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该5枚指纹全部就是被告人XX作案留下的，显然是错误的。该两份《痕迹检验鉴定书》存在严重的错误。
三、本案的全案证据形成的证明体系极为残缺，并不足以认定被告人XX有盗窃行为。第一，被告人的陈述并没有承认犯罪事实；第二，证人证言和货单、纸箱等物证只证明了货物被盗的事实，而且并没有证人指证被告人XX有盗窃行为；第三，视听资料也没有看到XX有盗窃行为；第四，《痕迹检验鉴定书》存在漏洞，而且不能排除该指纹是XX在正常工作搬运货物留下的。综上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XX有接触过被盗货物，但被告人XX已解释了该指纹可能是搬运时留下，结合其工作性质，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XX有盗窃行为。
四、一审法院无法排除合理的疑点有以下四个：
（一）没有被检测的2枚指纹是否也与被告人XX的指纹一致？如果不一致，也就说明有其他人有对被盗财物进行二次包装的嫌疑。
（二）被盗货品纸箱的最外侧的无文字透明胶纸上提取的指纹是XX作案时留下的还是正常工作中搬运时留下的？关于这一疑点，若控诉方没有证据证明是XX作案时留下的，那么一审判决应当认定这些指纹是XX正常工作中搬运时留下的。然而一审判决却违反刑事审判无罪推定的原则，以被告人XX无合理解释该指纹为由，颠倒刑事举证责任，推定该指纹是XX在作案时留下的，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XX在被盗货物上留有指纹就是合理的，因为其工作必然会接触到该货物。
（三）被盗货物从宅急送公司运输至广州机场的途中是否就被盗了？被盗货物从宅急送公司运输至广州机场有一段路程，而且这期间并没有监控或管理制度防止货物被盗，因此货物被盗的最大可能就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然而一审检控方根本没有证据排除货物是在运输过程中被盗的。若然被盗货物是在运输过程中被盗，XX只是在正常工作中接触到该货物而留下指纹，那么XX就成本案的替罪羔羊。
（四）若然是XX盗窃涉案货物，其是如何把被盗物品带离工作场所的？2012年7月28日被盗的物品有20台手机，从数量上来看，这难以零散的带走；从体积上来看，根据该包装纸箱大小，若然把20台手机包裹是有一定体积的，这样带走很容易被人发现，监控视频也能清晰的收录下来。而事实上，检控方也没有证据证明XX是如何把被盗财物实行控制带走的。
综上所述，本案属于只有间接证据的“零口供”案件，原审法院的判决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没有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5个条件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有犯罪事实，该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的审判行为同时也完全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第7条和第9条的精神。
谨此，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充分查清事实，切实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工作精神和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健雄
201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