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浪潮中，民商合同是常见的文件和固定双方权利义务的载体，由此而生的合同欺诈也不乏其例。那些善良的公司老板、经办人，因为大意、不警惕，带来的必然是被欺诈、损失惨重。之后，如果不能一笑而过、心意难平，无论是否谋求法律的干预，往往心力俱瘁、长期压抑，让受托律师也为之动容。若理论一番，直接行使法律规定的撤销权，多受证据的限制，胜算无多，除此之外，律师能帮的空间又还有多少，在此仅抛“石”引玉。
J老板的五金公司是当地业内常青树，2021年6月，J浏览网站时，淘到一家“一站式采购”的五金设备公司，跨省考察到对方的外在光鲜，商定先购进数十万元货品。回家转款后的第二日，对方发来打印好的《合同书》，因为J老板对对方此前的发货承诺深信不疑，加之合同“购货定金、返利、补贴”条款繁琐、费解，字体也小，便予签章发还。据J老板所述，其此后仅迎来对方一批6万元“免费”货品，再就是几名“老师”、“经理”、“售后”轮换接待，要求再进巨额货品才会对应较低比例退还已付数十万元“货款定金”，否则拒绝供货，当然也未兑现承诺的其他多项义务，却提示可再“免费”供1万元货，但J要签署“不得作出有损其商誉言行”承诺书的要求。
J老板幡然醒悟、断然拒绝，开始寻求法律帮助。周振毅律师与同事深知诉讼风险所在，与委托人、法院均进行了充分沟通，围绕双方的《合同书》、买卖合同的案由，起草了相对包容性诉状，一是因受欺诈背景请求撤销，二是以符合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情形，要求退还已付款。诉讼前后，在受欺诈证材一再受限的情况下，主要坚持要求对方退款。法官调解退款、知难而上，诉讼仍在路上。
当商事主体被欺诈后，除了想当然的直接行使撤销权外，若合同未终止，可尝试在解除合同方面寻求突破，我国《民法典》对合同解除的处理、《九民纪要》对僵局解除的适用等规定，都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同时，面对那些精心设计、成熟且模式化的缔约过程、合同，以及委托人事后收集被欺诈的证据难度之大不难想像，而相比较支持和驳回撤销合同，承办法官的办案压力、所需精力之悬殊也不难想像。
2020年6月，H老板的H公司分包了央企数百万滨海地下管廊工程，为此承租施工设备时被对方调包欺诈。朋友介绍的设备商W某找到H老板，其往返两次、先后仅差个把小时，分别持XJ、BY两家公司公章与H签订了两份合同，解释为XJ公司不好开票，合同内容未变，实则雷同。H同样是善意相信对方的情况下，对BY公司合同同样予以盖章、后支付定金、签收设备并使用完毕后返还，W也提供了部分BY公司发票，双方最终结算时，原相毕露，说好的以重量计费，即“理计单支重”，但浩繁的表格中关键的一栏，后者BY合同单重增加了30%，直接导致H公司要多付数十万元租金。H老板要求重新结算不久便收到了BY公司索要租金的法院传票。周振毅律师代理并提出管辖异议获得支持后，移送管辖时长因疫情拖延，在撤销权排斥期间即近届满时，由准备反诉转为针对BY、XJ单独起诉撤销权诉讼。两起案件分由两个法庭的两名法官承办，双方在W起诉H租金的案件中达成了和解。
未终止的合同，无论履行情况，解除或胜、易于撤销；已终止的合同，未超排斥期仍可撤销。要注意区分的是，因时间推移而超过合同期限时的合同状态，是终止还是曾经发生过解除。
无论哪种安排，都是委托人受欺诈后的无奈应对，都应坚持合同相关法律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同原则和公序良俗，通过法律干预尽可能止损，结合委托人意见对被欺诈情况作出相应表述，并与诉讼安排相呼应、相支撑。另外，诉讼之余，对方的欺诈言行势必会收敛、难以持续，第三方明眼人也会从中知晓一定是非，从而净化市场环境，同样是委托人目的之一。
转眼年关又近，窗外寒光泛烟；办案有如翻山，过后心方敞亮，搁笔之际，不禁又想到：市场如深海，有商机必伴风险，除了法律事后的干预，当事人当时当场的警惕性如能再提高一点，又或者摒弃懒惰的心理，寻求专业审查，一定能筛选、屏蔽掉不必要的诸多麻烦和损失，这或许也是经济浪潮中，法律专业人社会价值的一定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