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随笔
“袭警案”改判无罪的标杆意义：对违法执法也可“正当防卫”
作者：陈其辉 律师 时间：2018年04月28日
备受各方关注的陆远明父子俩20年前袭警构不构成妨碍公务罪一事，近日有了定论。由最高院指定云南高院再审的判决认定，陆远明称天亮后接受传唤并未超过指定时间，不能认定其拒绝传唤或逃避传唤；在此过程中，桐梓县公安局对陆远明采取的强制传唤方式，其强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原审以妨害公务罪对陆远明、陆安强定罪量刑实属适用法律不当，遂改判陆氏父子俩无罪，亦不承担附带民事赔偿责任。（4月25日澎湃新闻）
这起“袭警案”发案于1998年11月9日凌晨，至今已快满20年，从终审判决至今也有19年，应该说两名当事人“袭警”事实清楚，法院以妨害公务罪也仅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和1年，属于典型轻罪案，现在还能通过再审程序纠正，认定两公民“袭警”无罪，对于强化警方“行政执法应有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警示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所谓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该罪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发生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二是“以暴力或威胁的方法进行阻碍”。表面上看，这起“袭警”案成立该罪仿佛铁板钉钉，难以翻案。因为当时警方确有正式的“传唤证”，也向陆远明喊话表明了有正式手续，“执行公务”的性质不容怀疑。但陆远明就是拒绝开门，声称天亮才接受传唤，“还嘱咐儿子陆安强，如果民警强行冲进来就自卫”，最后警方兵分两路，一路破门而入，一路利用消防云梯上三层楼顶，最后在楼顶会回，陆远明和陆安强被带走。冲突过程中，陆氏父子对警察又是扔砖头又是当头棒击，造成三名警员受伤，“以暴力方法阻碍执行公务”也没有任何问题。
本案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没有“依法”执行公务上！警方在执行传唤公务中，存在两点违法瑕疵。
一是警方强制传唤不合法定条件。警方的传唤证上写明，陆远明“涉1998年7月29日扰乱机关工作秩序治安一案”，“1998年11月9日前来本局接受讯问”。据此，陆远明在该日24时前，前往警方接受传唤即不违法，陆远明声称天亮接受传唤理由正当，正如再审判决认定的“未超过指定时间”。而按当时有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才）可以强制传唤”。因此，警方当天凌晨即强制传唤陆远明于法无据。
二是警方的强制手段也违反了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具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一起3个多月前的治安违法案件，即使要进行行政处罚，也不存在任何紧迫性，深更半夜传唤公民，本身就缺乏正当合理性；公民言明天亮接受传唤，理由完全正当；即使理由不太正当，也无必须调派那么多警力，兵分两路，破门、云梯、水枪都用上了，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这就是再审判决所说的“强制传唤的强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该案再审纠错提示我们，人民警察对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而神圣的职责，国家法律也赋予人民警察可依法对公民人身和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包括强制传唤、强制留置盘查等，也可作出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并直接执行，但行使警察职权必须严格符合实体条件和按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即没有法律效力。
该案再审还进一步提示我们，执法者不依法行使执法权，就丧失了依法执行公务的本质，成为一种“渎职暴力”；这种“渎职暴力”，同其他暴力违法犯罪具有同质性，行政相对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即使造成三名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也阻却其违法犯罪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但应特别注意，对于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绝对不得进行防卫；若进行所谓的防卫造成严重后果，即没有正当性可言，该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责任。
这起“袭警案”发案于1998年11月9日凌晨，至今已快满20年，从终审判决至今也有19年，应该说两名当事人“袭警”事实清楚，法院以妨害公务罪也仅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和1年，属于典型轻罪案，现在还能通过再审程序纠正，认定两公民“袭警”无罪，对于强化警方“行政执法应有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警示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所谓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该罪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发生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二是“以暴力或威胁的方法进行阻碍”。表面上看，这起“袭警”案成立该罪仿佛铁板钉钉，难以翻案。因为当时警方确有正式的“传唤证”，也向陆远明喊话表明了有正式手续，“执行公务”的性质不容怀疑。但陆远明就是拒绝开门，声称天亮才接受传唤，“还嘱咐儿子陆安强，如果民警强行冲进来就自卫”，最后警方兵分两路，一路破门而入，一路利用消防云梯上三层楼顶，最后在楼顶会回，陆远明和陆安强被带走。冲突过程中，陆氏父子对警察又是扔砖头又是当头棒击，造成三名警员受伤，“以暴力方法阻碍执行公务”也没有任何问题。
本案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没有“依法”执行公务上！警方在执行传唤公务中，存在两点违法瑕疵。
一是警方强制传唤不合法定条件。警方的传唤证上写明，陆远明“涉1998年7月29日扰乱机关工作秩序治安一案”，“1998年11月9日前来本局接受讯问”。据此，陆远明在该日24时前，前往警方接受传唤即不违法，陆远明声称天亮接受传唤理由正当，正如再审判决认定的“未超过指定时间”。而按当时有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才）可以强制传唤”。因此，警方当天凌晨即强制传唤陆远明于法无据。
二是警方的强制手段也违反了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具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一起3个多月前的治安违法案件，即使要进行行政处罚，也不存在任何紧迫性，深更半夜传唤公民，本身就缺乏正当合理性；公民言明天亮接受传唤，理由完全正当；即使理由不太正当，也无必须调派那么多警力，兵分两路，破门、云梯、水枪都用上了，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这就是再审判决所说的“强制传唤的强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该案再审纠错提示我们，人民警察对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而神圣的职责，国家法律也赋予人民警察可依法对公民人身和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包括强制传唤、强制留置盘查等，也可作出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并直接执行，但行使警察职权必须严格符合实体条件和按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即没有法律效力。
该案再审还进一步提示我们，执法者不依法行使执法权，就丧失了依法执行公务的本质，成为一种“渎职暴力”；这种“渎职暴力”，同其他暴力违法犯罪具有同质性，行政相对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即使造成三名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也阻却其违法犯罪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但应特别注意，对于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绝对不得进行防卫；若进行所谓的防卫造成严重后果，即没有正当性可言，该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