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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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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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之所以猖獗，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而经济原因是最主要的。马克思关于利润有句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这句名言对人贩子更是恰如其分。人贩子在贩卖妇女儿童时，其成本很低，而一旦贩卖成功一宗，即获利少则三五千，多则三五万，正是因为利润丰厚，所以人贩子总是铤而走险，完全置法律予不顾。因此，我国法律在打击人贩子时，除对其适用的人身刑外，还对其适用财产刑即“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打击其非法财产所得。 其次，人贩子斩而不绝的原因还在于有市场，即买方市场的存在。记得一个公益广告语这样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在这里，同样可以用在人贩子的身上。比如有些地区有些人封建意识浓厚的“重男轻女”非要儿子的现象；偏僻山区彩礼陋习导致正常渠道无法“娶亲”，退而求其次找人贩子“买媳妇”解决婚姻大事。 再次，就是我国收养的法律关系存在一些漏洞，有的人想收养而不得，有的人利用收养行买卖之实，这在无形中助涨了人贩子的市场。 最后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我国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打击力度相对于人贩子明显量刑偏低。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同时还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驻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不阻碍对被买儿童解救，是指当被害人的家属或有关组织或部门得知被买儿童下落，前去领回被买儿童时，行为人没有强行阻拦。如此一来，导致在现实中，几乎很少有因为收买被拐儿童而“入刑”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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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养老保障不到位及生育基本国策的共同影响，使拐卖儿童现象逐渐增加。我国的很多地区的妇女在生育了二胎以后，他们就会被强行做了绝育手术，而在农村都是靠养儿防老的，所以，家里没有男孩的这些家庭为了老有所依，就不惜一切代价买个男孩为自己将来养老做准备。 其次，中国的收养门槛过高,收养渠道不畅通。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未患有不利于收养子女的疾病，收养人年满三十周岁这些条件才可以收养孩子，这样的条件让许多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望门兴叹。结果是很多孩子丢福利院没人疼，而想收养孩子的却没门进。同时，由于我国的福利院要求收养人必须向福利院交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有些福利院的赞助费用都高达到十万元，这巨额的费用让很多想通过正常渠道收养孩子的家庭望而却步，这些家庭在权衡之下，往往选择以低些的价格从人贩子手中购买孩子。 第三，警力缺乏，难以有效解救被拐卖儿童。拐卖案件呈现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性作案的特点，抓捕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时间周期长、成本高，加之拐卖犯罪多发区往往经济欠发达，办案经费保障不足以及警力的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拐工作的开展。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亿，警力94万；而中国的人口总数为13亿，而警力仅有178万。中国警民比例和财政预算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警察办案的财政激励机制不足。由于公共警力不是中央财政直接拨款，警力建设存在着随意性、地方性与短期性特点。面对嚣张的犯罪分子，公共警力难以有效铲除此类犯罪行为。 第四，收养手续的不正规化，让孩子可以象商品在民间半合法地转来转去，这样就难以对买主施加刑罚。很多经济落后的地方流传着一句话：一年一大肚，年年万元户，一些愚昧的农民把生孩子卖当成了一种生财之道，互联网上借收养孩子而收取营养费，亲生父母变相卖孩子的更是彼彼皆是，仿如平常的商业活动。收养的不正规化，也让不少社会大众有误解：以为卖自己孩子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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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贩子一律死刑”这样的观点、建议，类似于文化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其实，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但精神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前提就是要让国民都知法懂法守法，而非义气行事，一窝蜂似的搞运动式的治国。现在网络上呼声很高的“人贩子一律死刑”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而这种思维模式确实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破坏力。另外，这种观点也不符合法制观念，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每一个人贩子也是不尽相同，每一宗事例都千差万别，产生的后果也有所不同，怎么就一律死刑呢？这是不是与中东正在蔓延的“伊斯兰国”的做法很象呢。而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已经达到死刑的标准了，而不加区别地“一律死刑”，显然不是法律的要求和目的。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可取的。 其次，应当立法惩治买方，打消买方市场。治理拐卖儿童犯罪，除了对拐卖者重拳出击外，还应对孩子加强社会常识的教育，建立儿童失踪反应机制，对收买者给予严厉打击。拐卖行为将儿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其交易必然涉及买卖双方，而致使本应受保护的儿童脱离家庭，其监护人的失职也不容忽视。改变法律惩治制度过轻，难以威慑犯罪分子和买人者无罪的现象，加大处罚犯罪分子和买家的处罚力度，促使收买者不敢买、不愿买，那么就断开了拐卖与收买之间的“链”，拐卖犯罪就失去了继续实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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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罪犯适用死刑，在我国是时有发生的。例如福建史上最大的拐卖儿童案，在泉州安溪县一审宣判，其中，被告人李地基、吴随清被判处死刑；吴秋月、谢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9人也分别领刑15年到1年不等。 而在1998年，一起震惊全省的特大拐卖妇女案，也发生在安溪县——一个以李氏三兄弟为首的50人的拐卖妇女犯罪集团，4年间，拐卖妇女、儿童73起112人，奸淫被拐卖妇女13名，致使5人自杀，其中2人死亡。当年，省高院判处李氏三兄弟等7名主犯死刑，并执行枪决；另有两名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41名罪犯分别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这两起案件有共同的特点，首先，这些罪犯把贩卖妇女儿童当成一种“生意”，在心理上不断淡化这种行为的犯罪色彩，事实上是在暴利的诱惑下，把犯罪的风险抛到脑后。 其次，这些案犯往往对违法犯罪的后果估计不足，社会上一些人通过违法的方式获利，甚至发了大财，目睹这些情况，也容易让这些案犯产生侥幸心理，觉得别人可以自己应该也能侥幸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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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法律对收买孩子的买方处罚偏轻，也是造成拐卖儿童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买才有卖，正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正是买方市场的存在，巨大的预期利润，一次次的刺激着人贩子铤而走险。 在福建安溪这起拐卖儿童案中，收买婴儿的买方，有的是通过村里熟人或亲戚介绍联系上中间人，有的是意外得到贩卖者的联系方式，还有的看到同村有人收买婴儿，便也萌发此意。并且买主多为安溪本地农村农民，家中无子，买儿防老。而多达46名婴儿被贩卖，被追究刑责的买家在该案件中只有一名叫王朝阳的，由于长时间阻碍公安机关对被拐卖儿童的解救，他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从这个46名被拐婴儿的巨大数字到被追究责任的买家仅仅一人，而且是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这样的巨大反差，是否在警示我们，是不是到了该追究买家的责任的时候了！因此，只有在在严厉打击拐卖的前提下，做到清除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解决人贩子“打而不死禁而不止”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做到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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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想通过非己生的方式拥有孩子的人群依然庞大（原因复杂，如不孕不育、重男轻女、错失生育年龄等），就一定有供给方，这也是目前拐卖儿童存在的重要社会土壤。但是生不出孩子又想有孩子的人，全世界都存在，却不一定会造成拐卖儿童这种严重的问题。这背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收养制度”，为这些需要孩子的人，提供一个相对便利的“合法收养”平台，虽然说不能完全消除拐卖儿童犯罪，但肯定能大大压缩其犯罪的“牟利空间”，减少相应的犯罪行为。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合法收养”的相关规定吗？首先，咱们目前的收养程序极为复杂，相关宣传、普及也不够，缺少国外那种相对成熟的“收养文化”。另外，不少学者在之前都曾指出过，由于现行《收养法》存在漏洞，把买来的拐卖儿童合法化，在操作层面上，并不存在很大的法律障碍。如按现行的《收养法》及民政部《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无子女家庭可以收养非福利机构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被拐来的、从医院抱来的孩子，都可能被收养。虽然《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但事实上，拐卖儿童的行为都是异地进行的。在买方登记地公告，拐出地的亲生父母很难看到，无法提出异议，也给部分拐卖儿童者提供了“便利”。如何健全“合法收养”的制度，堵住目前《收养法》存在的漏洞，应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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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好地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还要从多方面着手： 首先，严打的高姿态势要长期化，而非运动式的整风运动。 其次，要加强宣传教育，让孩子的监护人管理好孩子。 第三，以网络高科技手段推进政府打拐的数据库电子化建设。 第四，发挥民间群体组织的力量，激励民间人士积极参与打拐，并提供政府的相应资源。 第五，扩大国际合作，建构国际打拐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