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二） (2018-05-02 11:00:18)


附录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专题报告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杨临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杨临萍


各位领导，同志们：

按照会议议程安排，下面我就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需要重点注意的具体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公司法修改后公司诉讼案件的审理问题

2013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公司法。新法在最低注册资本额、出资缴纳时间、出资形态三方面原则上取消了法定限制，改由股东自行决定。新法确立的出资制度非常灵活，赋予了投资者很大的选择空间，其主要目的是降低公司的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新法规则被恶意滥用从而导致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在此，需要指出，公司诉讼案件中要准确把握新资本制度理念，要通过公正裁判强化规则意识、引领诚信风尚、维护法制统一。


第一，要按照既有法律规则正确审理公司资本纠纷。
新公司法虽然对股东出资作出灵活规定，但其本身并未免除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法律只是将股东的出资义务由法律强行规定调整为由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自行决定。公司章程对股东出资数额、时间和方式作出规定后，股东就必须按照章程的规定缴纳出资。股东未依照公司章程缴纳出资时，法院仍应当按照新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编者注]中出资义务、责任的规定判令股东履行出资义务。需要注意，公司法2013年修改前公司章程就股东出资义务作出的规定，如果新法施行后章程未被修改，仍应当按照原先章程的规定确定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


在公司资本纠纷中，尤其不能因为新公司法将出资事宜交由股东灵活决定，就无视注册资本法律规则，放纵投资者背信行为。还要注意，公司设立时在章程中规定出资数额及出资方式后，公司运营中有的股东尤其是公司大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要么延长自己的出资期限，要么减少自己的出资数额。对此，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审查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是否有效，或者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减资规则审查股东减少出资的程序是否合法。股东作出减资决议减少出资数额，但未进行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要适应公司法新变化积极完善相应裁判规则。
公司法修改后，如果公司选择过于微小的数额作为注册资本，比如将注册资本设定为1元钱，那么在公司未来不能清偿债务而破产时，要考虑股东能否凭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而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一起参与公司财产分配的问题。对此，我们倾向于认为，股东以过于微小的资本从事经营，很有可能会将股权投资转化为债权投资，相应地也将有限责任的风险完全外部化。因目前法律上尚未确立专门应对措施，所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及时确立合理的规则。这方面，国外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股东债权的受偿顺序安排在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之后，以保障优先清偿其他债权人债权。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第三，要遵循公司法新精神处理好新类型案件。
新公司法施行后，会出现一批新类型案件。比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对虚假出资时补缴出资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但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对股东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就转让股权时由谁承担出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因为此时的未缴纳出资为合法而不是非法，所以不能当然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还要特别注意债权人请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以偿债的问题。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债务人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而股东又有出资款未到期，此时通过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方式即可以解决债务清偿问题，所以应当许可此时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债权人可以直接向股东主张清偿债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单个债权人到期债权，那么其往往也资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此时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公司已经符合破产条件，所以更应当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单个的债权追及诉讼不尽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三十二条的精神。债权人应当申请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程序后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最终在真正意义上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以上两种意见中，我们倾向于按照后一种意见处理。


所以，在类似诉讼中，法院应当注意向当事人释明，如债务人公司不能通过融资或其股东自行提前缴纳出资以清偿债务，债权人有权启动破产程序。




二、关于证券投资类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不断深化，日趋丰富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在为金融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因投资性金融产品的误导性销售、金融中介提供服务的行为失范，以及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实施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行为所引发的纠纷案件也有所增加。对此应予高度重视。在相关案件的审理中，必须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重要内容，推动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者信心，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稳定。下午杜万华专委要将此作为重要问题专门讲，我只谈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关系。
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加上投资者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局限，使得投资者在购买投资性金融产品或接受相关服务时往往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其主要依赖产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推介和说明。一般情况下交易双方缔约能力处于不对等地位。因此，必须依法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确保金融消费者在充分了解投资标的及其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实现契约正义。法院在审理卖方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因销售各类集合理财计划、结构化产品等高风险金融产品和提供经纪、代理等服务而引发的商事案件中，应当注意如下问题：


1．明确法律适用规则。在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方面，应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规则。合同法、证券法、信托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作出明确规定的，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相关监管部门在部门规范性文件中对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等高风险金融产品的销售作出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如果部门规范性文件是限制卖方机构权利或增加卖方机构义务，可以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相关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相抵触的，不能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
2．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在案件审理中，金融消费者对其主张的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了解客户、适合性原则、告知说明和文件交付等“适当性”义务等案件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
3．告知说明义务的衡量标准。告知说明义务是“适当性”义务的核心，是金融消费者能够真正了解产品和服务的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关键。应当根据产品的风险和投资者的实际状况，综合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客观标准和投资者能够理解的主观标准来确定告知说明义务。
4．损失赔偿数额和免责抗辩事由。对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损失赔偿，立法例上普遍采用损失填补原则赔偿金融消费者因此所受的实际损失。在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的情况下，除了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这一抗辩事由外，如果根据投资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卖方机构能够证明“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投资者的自主决定的，也应当认定免责抗辩事由成立，由金融消费者自负投资风险。


第二，依法受理和审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维护证券交易市场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立案登记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编者注)规定，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不再以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前置条件。面对这一变化，在证券案件的审理中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
1．在审理程序方面要注意：在诉讼方式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有的可以单独立案、分别审理，有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实践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调查取证上，除了法官到现场调查取证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利用调查令、书面通知持有证据的单位提供证据等多种手段，补强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另要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作用，以利形成司法判断。
2．在实体方面要正确理解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要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的侵权行为、过错、损失、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中研究证券侵权行为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特殊的质的规定性。重大性，是指违法行为对投资者决定的可能影响，其主要衡量指标可以通过违法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来判断。交易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影响了投资者的交易决定。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是为了限制或减轻行为人责任的制度安排。侵权行为不具有重大性或者侵权行为与投资者的交易决定没有因果关系时，行为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三，积极探索建立证券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实现纠纷多元化解决。
为及时妥善化解证券纠纷、切实保护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已经积累与中国保监会建立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正与中国证监会会商，探索在已经存在行业性调解组织、具备客观条件并且有纠纷分流需求的地区，建立专门的证券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以通过立案前后委托调解以及邀请协助调解的方式，充分发挥行业调解的优势，整合人民法院、监管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丰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票据在经济交往中广泛发挥着流通、支付、结算和融资功能。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逐年增长。审理这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正确理解票据无因性和认定票据权利人问题。
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持票人只要能够证明票据的真实和背书的连续，即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但应予注意的是，票据无因性的宗旨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护善意第三人而非非法持票人，因此，票据法规定了无因性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为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不得取得票据权利。


在司法实务中，尤其是在票据贴现时，如何认定贴现人是否因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往往存在着争议。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对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恶意和重大过失进行明确界定。案件审理中应结合法理和相关业务规则，区分票据的种类和功能进行认定。既要避免绝对无因性倾向，避免以票据无因性为由一概不审查持票人是否以合法手段取得票据；也要防止无视票据无因性倾向而混淆票据法律关系和票据基础法律关系。


第二，关于票据追索权问题。
1．行使票据追索权需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其中，实质要件是持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得不到实现。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拒绝付款”，不仅包括付款人明确表示“拒绝付款”的情形，还包括付款人客观上无力履行付款义务而无法付款的情形。票据追索权行使的形式要件是指持票人应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的证明。所谓证明，可以是退票理由书、拒绝证明，也可以是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等。
2．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被告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法定被追索人，多个被告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关于票据公示催告程序适用问题。
近年来，伪报票据丧失事实而申请公示催告的案件明显增多，法院在适用该程序时应审慎判断。
1．公示催告程序的适格申请人应是票据丧失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尽管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界定公示催告申请人的文义表述不尽一致，但两者内涵和外延相同，公示催告申请人应为“最后合法持票人”。法院应结合票据存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综合判定申请人是否为适格申请人。
2．要准确把握公示催告期间。关于国内票据公示催告的期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编者注)第四百四十九条已对《票据法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编者注)进行了修改。因此，法院确定的公示催告期间不得少于60日，且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15日。
3．要正确理解和适用除权判决撤销之诉。法院在公示催告程序中作出的除权判决并未对权利争议作实质审查。所以，除权判决在客观效果上只是恢复了申请人作为持票人的形式资格，而并未将申请人确定为实质票据权利人。如果利害关系人对除权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其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为票据权利人并撤销除权判决。需要注意的是，利害关系人只诉请确认其为票据权利人而未请求撤销除权判决的，法院应当在判决书写明：确认利害关系人为票据权利人的判决作出后除权判决即被撤销。




四、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各种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审理难度大、争议多，裁判标准亟需统一。今年我们已公布了《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编者注]，明年还将研究制定《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按照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规定，正确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各级法院应按照保险法和《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正确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1．防范道德风险，维护最大诚信。人身保险合同涉及被保险人生命安全，故审理中应注重防范道德风险，防止不法分子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同时，要注意依法维持合同效力，防止不诚信的保险人与投保人通过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来逃避责任。
2．理顺法律关系，处理好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关系。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一般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解除保险合同、返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等权利属于投保人，而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第二，遵循合同法原理，正确审理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大，难点多，在审理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区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的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应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来判断。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合同义务，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数额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认定。不能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相关规定直接适用于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
2．区分第三者责任保险与意外伤害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害填补原则。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的第三人根据第三者责任保险获得赔偿后，仍可根据其自身的意外伤害保险向保险人申请理赔。
3．正确认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解释方法来确定保险格式条款中“第三者”的范围。如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按照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第三，区分不同法律关系，正确审理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
审理保险人向第三者主张权利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时，应正确区分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
1．有证据证明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法院应仅就被保险人与造成保险人事故的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保险人是否应当赔偿保险金以及赔偿金额是否有误，属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无需审理。
2．在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保险人在理赔中委托保险公估机构作出的公估报告属于认定第三者应承担的赔偿数额的证据。保险人未经第三者同意单方委托作出的公估报告，属于保险人自行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第三者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应予准许。
3．注意审查被保险人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中所作陈述的真实性，防止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后又与第三者串通来对抗保险人，防止骗保发生。




五、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审理问题


企业破产制度既可以公平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又可以实现优胜劣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是法治化市场退出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完善企业退出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尤其强调要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对“僵尸企业”采取资产重组、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处置。
所以，可以预判，企业破产案件在2016年会呈增幅态势。要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依法受理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下午杜万华专委要将破产案件审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专门讲，我只谈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要准确把握立案登记制与破产受理法定标准的关系。
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程序与立案登记制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条的要求，法院即应当编立“破(预)”字号案件进行审查，并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申请人出具相应凭证，然后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十条规定的期间作出受理与否的裁定。这种程序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克服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但是，在最终决定是否受理破产案件时，法院必须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进行判断。只有符合该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法院才能受理。
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实施后，破产立案编号方式上还应注意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统一。
在对待立案登记问题上，既要避免简单认为立案登记制不适用破产案件，进而对应依法启动的破产程序拒之门外；也要防止无视企业破产法明确规定的法定受理标准，而对破产申请“来者不拒”，进而对不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启动破产。


第二，要严格运用破产法律规则防范借企业破产逃避债务。
我们在倡导依法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时也注意到：部分企业投资人、经营者不认真经营企业，采取非法侵占企业财产、混同企业财产与投资人财产、虚假交易、个别清偿等手段转移企业财产，而待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只剩下“空壳”，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所以，在强调破产案件受理审理时也要切实防止企业恶意逃避债务损害相关主体利益。
1．要依法审查关联人申请企业破产时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防止关联人利用破产程序帮助债务人企业逃避债务。对暂时无法否定关联债权真实性而裁定受理的破产案件，在受理后发现关联债权虚假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破产申请。
2．要督促破产管理人依法履职。法院应督促破产管理人认真审查债务人在破产前进行的交易、检索债务人企业的行为。破产管理人发现债务人企业实施了不公平交易行为的，法院要告知破产管理人及时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否定并追收企业财产。法院要为破产管理人依法履职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对破产管理人单独无法完成而需要其他有关机关配合的工作，法院要采取恰当方式进行协调。
3．要落实和强化破产终结后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对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的破产企业，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当明确其原因，并在终结破产程序时向债权人释明其可以依法追究负有责任的公司股东、董事等的民事责任。受理破产案件法院发现的涉及企业破产犯罪线索，应当及时提供给有关机关。
4．要强化上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在破产程序中，当事人很难向上级法院直接寻求诉讼渠道的救济。所以，针对当事人反映的破产案件受理审理中的问题，上级法院应高度重视、审慎处理，依法认真指导下级法院处理好破产案件。


第三，要正确把握破产重整制度精神，发挥重整积极作用。
有的地方当事人申请破产重整的积极性很高，法院受理的破产重整案件也较多。对此，我们认为：
1．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请时应当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进行判断，明确重整所属的法定情形。从破产重整成功的案例看，重整程序一般适合于较大规模且明显具有运营价值的企业。在适用重整程序时，应当结合企业所属产业前景、陷入困境的原因、企业财务目标或指标等因素综合判断，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2．要审慎使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中的强制批准权。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的内容。如果企业重整计划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营业整合或资产重组未予涉及或明显不合理，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就是纯粹地削减债务。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重整计划应当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自由表决决定。在利害关系人表决未通过时，为防范债权人利益受损，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杨临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年12月24日)，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34辑》，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
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