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省思：诉源治理的困顿析解
　　（一）立法的抵牾
　　考察刑诉法发展史，构建的审理程序趋于健全，问题在于，把速裁程序与独任制对应、普通程序与独任制分开，加之简审程序存在杂糅现象，如此看来，在实务中如何取舍反而成了难题。概言之，在“二简”程序的适用过程中，充斥着大量非效率性价值因素，殊不知，如此将诉讼效率、被害方权益“捆绑”设计，不仅冲淡了简审程序的功能定位，甚至会模糊简审程序创设的逻辑原点，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预设期待。
　　（二）认识的混乱
　　2015年至2019年，A省法院案件量从78.29万件向136.94万件迈进，但刑事案件仅占6%。有人据此认为，刑事案件体量不大，故诉源治理的必要性不足。在认罪认罚从宽上，对于认罪，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有认为是认可起诉事实和罪名；对于认罚，有意指接受刑事处罚，有意指认同量刑建议并积极退赃、退赔、赔偿；对于从宽，有的认为仅指从轻，有的认为可以突破法定刑。在繁简分流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上，有的认为后者是分流的标准，是区分前者的依据；有的认为繁案与简案均可能存在认罪认罚情节，故不可等量齐观。在繁简分流与速裁的关系上，有的认为没有前者就罔论后者；有的认为前者是对案件的分类标准，后者是对个案的处理方法。
　　（三）实践的偏差
　　就速裁程序而言，查证标准并未降低，故侦查机关缺乏适用的足够动力；除起诉书简化外，需与被追诉者开展认罪、量刑协商并出席法庭，故对检察机关的激励不足；证明标准并无二致，法庭还面临即审即判压力，故法官适用的积极性受到遏制。另外，对于律师来说，由于认罪后适用简审程序，辩护需求降低，势必挤压辩护空间。就简易程序而言，适用范围跨度极大，不同案件的简化程度整齐划一。就普通程序而言，因大量人证不出庭，直接言词原则未落实，程序发育并不成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审限区分程序适用成为倾向性惯例，实乃对程序正义某种程度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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