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每一次的疑罪从无均是“大考”，都须经受方方面面的质疑。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疑罪的存在是客观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因为司法终究是人的司法，受制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而案件事实千差万别，又无一例外都属于过去时。要想把案件真相还原、重现，不能仅凭想象和猜测，而需依赖证据。一旦证据缺失，或者虽有一定证据但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又该何去何从？全然没有证据的情形容易处理，最麻烦的是有一定证据但又不够确实充分、难以排除合理怀疑、无法形成唯一结论的案件，此时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包括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就成了考验司法机关办案理念、水平、能力和考验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试金石，也成为考验社会大众法治观念、人权意识的关键所在。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人权保障的宗旨出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严格司法的“三符合”目标，即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这些既是党中央给新时代的司法机关提出的新要求和改革任务，也是转变传统观念、培育社会公众法治理念、人权意识的重要保障。以“石家庄西郊案”为例，聂树斌案存疑要从无，王书金案存疑同样须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必须一以贯之，疑罪从无的立场必须坚定不移。惟其如此，我们的司法才能不至于因为疑罪从有而一错再错（既可能冤枉无辜又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才能经受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社会大众特别是案件的被害方应清醒地认识到，因为证据方面的原因一时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缉获真凶、追究刑责，司法机关只能按照疑罪从无规则处理，这是法治的代价，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必须建立起一定的平衡机制，如此才不至于因为报应心理或复仇心切而强逼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成为新的罪案的主使或帮凶！疑罪从无必须有良好的法治理念和制度，也全赖良善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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