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随笔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完善建议
作者：邓普云 律师 时间：2021年03月09日
1、厘清合适成年人的功能定位
合适成年人在司法过程中最主要功能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防止受到不当压迫。司法机关在每一次讯问未成年人时，都必须通知合适成年人在场，以确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每一次讯问中都能获得公正的对待。合适成年人应当努力地使未成年人准确地理解讯问内容，同时，也使讯问人员能准确地理解未成年人的陈述。但是，合适成年人并没有义务劝说未成年人说出犯罪事实的真相，因为这是与合适成年人的角色相违背的。
合适成年人在场，不能消极被动地观察司法机关的活动，而应当主动积极发挥以下作用：（1）在开始讯问、审判等司法活动前，与未成年人私下会面，了解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如心理、生理特点以及生活的环境、家庭结构，努力进行预期沟通，争取被接纳；（2）消除未成年人紧张心理，确保其在接受讯问时处于正常的心理、生理状态；（3）监督司法活动是否依法进行，确保未成年人受到公平待遇，当未成年人受到不公正审讯时，应当提出抗议；（4）在未成年人不配合讯问时，向其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说明相关的法律后果，协助未成年人与办案人员进行沟通；（5）在承办人员对案件事实讯问结束后，可配合承办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6）审讯结束后，合适成年人应当查阅笔录，并对审讯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予以签名确认，如果存在违法不当行为，则加以注明或拒绝签字。
2、规范合适成年人的选任
适用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可以充当合适成年人。就一般情况而言，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及教师是最为适当的合适成年人。他们最关心未成年人的权益，也较为了解未成年人，容易与之沟通并赢得其信任，因此既能积极、有效的监督司法机关的审讯活动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也最容易协助未成年人与他们沟通。但实践中可能会遇到许多特殊情况，例如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无法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虽然能够通知，但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因经费、工作等原因不能到场，或者拒绝到场，或者不能在适当的时间到场，或者未成年人与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关系疏远，并且明确而具体地反对他们在场。在上述四种情形下就需要有其他适当的人来承担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目前，我国有一批热心从事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的队伍，如共青团、妇联、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高校学生、离退休人员、专门的青少年工作人员等，上海还试点建立了专门的青少年社工，还有如前文所述的苏州吴中法院组建的“爱心妈妈团”，都为我国扩展合适成年人队伍提供有益经验。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人员中招募志愿者，在经过必要的培训后，建立合适成年人社团组织，再由这种社团组织来提供优质、迅捷的合适成年人服务。
3、明确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效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办案人员的认可情况。司法机关不得以“无法通知”、“经费不足”等各种借口拒绝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在场，否则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强制性将难以得到保障。为了提高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司法适用效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必须进一步明确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强制性。
法律责任的缺失最终将影响该制度的司法适用效果。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司法适用，最重要的是要规定对该制度的违反而需要承担的程序后果。适用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应完善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限制违反该制度获得证据的证据效力，即对未经合适成年在场时形成的未经合适成年人签名确认的讯问、审理等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予以使用和采纳。法律要明确规定的是，如果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未成年人的供述不得作为人民法院定罪的根据，并且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得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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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成年人在司法过程中最主要功能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防止受到不当压迫。司法机关在每一次讯问未成年人时，都必须通知合适成年人在场，以确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每一次讯问中都能获得公正的对待。合适成年人应当努力地使未成年人准确地理解讯问内容，同时，也使讯问人员能准确地理解未成年人的陈述。但是，合适成年人并没有义务劝说未成年人说出犯罪事实的真相，因为这是与合适成年人的角色相违背的。
合适成年人在场，不能消极被动地观察司法机关的活动，而应当主动积极发挥以下作用：（1）在开始讯问、审判等司法活动前，与未成年人私下会面，了解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如心理、生理特点以及生活的环境、家庭结构，努力进行预期沟通，争取被接纳；（2）消除未成年人紧张心理，确保其在接受讯问时处于正常的心理、生理状态；（3）监督司法活动是否依法进行，确保未成年人受到公平待遇，当未成年人受到不公正审讯时，应当提出抗议；（4）在未成年人不配合讯问时，向其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说明相关的法律后果，协助未成年人与办案人员进行沟通；（5）在承办人员对案件事实讯问结束后，可配合承办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6）审讯结束后，合适成年人应当查阅笔录，并对审讯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予以签名确认，如果存在违法不当行为，则加以注明或拒绝签字。
2、规范合适成年人的选任
适用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可以充当合适成年人。就一般情况而言，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及教师是最为适当的合适成年人。他们最关心未成年人的权益，也较为了解未成年人，容易与之沟通并赢得其信任，因此既能积极、有效的监督司法机关的审讯活动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也最容易协助未成年人与他们沟通。但实践中可能会遇到许多特殊情况，例如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无法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虽然能够通知，但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因经费、工作等原因不能到场，或者拒绝到场，或者不能在适当的时间到场，或者未成年人与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教师关系疏远，并且明确而具体地反对他们在场。在上述四种情形下就需要有其他适当的人来承担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目前，我国有一批热心从事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的队伍，如共青团、妇联、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高校学生、离退休人员、专门的青少年工作人员等，上海还试点建立了专门的青少年社工，还有如前文所述的苏州吴中法院组建的“爱心妈妈团”，都为我国扩展合适成年人队伍提供有益经验。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人员中招募志愿者，在经过必要的培训后，建立合适成年人社团组织，再由这种社团组织来提供优质、迅捷的合适成年人服务。
3、明确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效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办案人员的认可情况。司法机关不得以“无法通知”、“经费不足”等各种借口拒绝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在场，否则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强制性将难以得到保障。为了提高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司法适用效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必须进一步明确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强制性。
法律责任的缺失最终将影响该制度的司法适用效果。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司法适用，最重要的是要规定对该制度的违反而需要承担的程序后果。适用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应完善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限制违反该制度获得证据的证据效力，即对未经合适成年在场时形成的未经合适成年人签名确认的讯问、审理等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予以使用和采纳。法律要明确规定的是，如果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未成年人的供述不得作为人民法院定罪的根据，并且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得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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