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民法典的前世今生，便是如此，是一个个需要用百年乃至千年的炯炯眼光来审视的珍贵故事。
前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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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法制新纪元——成文法的出现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颁布成文法的人，就此，拉开了“法治”取代“礼治”的时代序幕。


（子产像）
公元前452—451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和平民的努力下，古 罗马编订出十个法表，镌刻在十块青铜板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公元前450年，又增两表，就此合成《十二铜表法》(Lawof the Twelve Tables )，成为古代罗马成文法的开端。


（罗马市民围观与议论罗马法）
古代中国与古罗马虽然相距甚远，但在前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相继公布成文法，打破了旧的法律观念、社会体制，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自此，东西方法律在不同的时空扎根，生长，延展，终经千年，穿越时空相错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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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清民律草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
“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编纂。”成文法颁布后，从战国李悝颁布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到秦国商鞅改法为律，中华法系有了雏形，后经东汉西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趋于成熟，影响延续至宋元明清各朝。虽然中华法系整体呈现重刑轻民的特点，但是以“礼法”为主的民事法律，始终“为生民立命”，规范、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所谓“失礼则入刑”，礼与刑的关系贯穿了中国古代法制的始终。
修律大臣俞廉三于中国“民法”言之更详，称“吾国民法，虽古无专书，然其概要，备详周礼地官司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是周礼诸制，含“担保物权之始”，“婚姻契约之始”，以及“登记之权舆”。“其他散隶六典者，尚难缕举，特不尽属法司为异耳”。汉代，“九章旧第，户居其一”，至唐，“凡户婚、钱债、田土等事，摭取入律”，其制延续至今，“此为中国固有民法之明证。”
到了清朝末年，面对国内革命运动的的“心腹之患”和西方列强的“肘腋之忧”，
士大夫阶层响起了“变法自强之枢纽” 的呼声，清政府不得不立法修律。


（清末旧照立宪万岁)
1902年，清廷在修订法律的上谕中确立了“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修律原则，强调修律既要吸收引进西方近现代法律形式与法律制度，又不能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遂任 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并开始了修订法律馆的筹建。
而在遥远的西方，以《十二铜表法》作为起点，在平民与贵族的长久斗争中，古罗马私法体系迅速发展，并对西欧大陆资产阶级的民事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均是对罗马法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德国民法典》又为瑞士、意大利、日本等多国直接或间接的效仿。


（收藏于德国普法尔茨历史博物馆的《 拿破仑法典》，从1804年颁布至今，资本主义民法典已走过200余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清廷民政部根据“预备立宪”的谕旨奏请厘定民律，正式开始了《大清民律草案》的编撰。民律共五编，分别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与继承编，前三编以“模范列强”为主，参照德、日、瑞士民法典，体例结构取向德国民法典，后两编以“固守国粹”为主，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礼民俗。1911年年10月《大清民律草案》正式完成，就此，东西方珍贵法律思想跨越空间与时间，在草案中得以同时呈现，虽然风格迥异，不太成熟，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后世民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代民法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当时，赴京开创修订法律馆之时，沈家本曾路过郑州的子产墓，写了一首诗：“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诗中的“此人”指的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
伟大的思想会相遇，伟大的人也会。


（沈家本故居见证百年前法治变革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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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国民法》——中国民事立法近代化的标志。
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清末新政破产，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号角，《大清民律草案》则开启了中国固有法制向近现代法制变革的端倪。
民国初期 北洋政府暂时沿用《大清民律草案》，民法搁置成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因素之一。中国代表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列强以中国法律尚未完善为由不准许。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大会决定各国派员来中国调查司法。为应付调查，北洋政府急忙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制定《民国民律草案》。法律编查委员会针对《大清民律草案》中不足进行了改进，制定了《民国民律草案》。与《大清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律草案》在固有法与移植法的整合方面取得较大进步。进步的原因，一方面是民初大理院的判决积累了一些司法经验，另一方面是经过20多年的法学积累，民法学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制定也过于匆忙，仍然不够完善。


（巴黎和会现场 “弱国无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参照德、日、意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拟定了《中华民国民法》并于1929-1930年间分编颁行，这是中国法制史上唯一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它基本达到了世界近代民法典的水准，结束了中国大陆上数千年民法缺失的状态，是中国实现民事立法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华民国民法》也承担试图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使命，并且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只用一年时间完成，整个起草过程未与社会公众交流，仅仅在最后阶段象征性地征求名流意见、接受《大公报》的采访，不过就像当时的大多请愿的结果类似，所有意见都未予采纳。自1929年1月29日民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至1930年12月22日民法全部公布完毕，整部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用时不到两年。
《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及实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民法及其蕴含的现代法治文明已经生根发芽，并推动这个国家实现“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
1949年后，新政权发布文告，废止了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国民党政府颁布实施的法律，《中华民国民法》在大陆地区寿终正寝。
至此，民法典的前世，从两千多年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出现，开始孕育，到20世纪初中国民法的三大作品两部草案、一部法典的消亡，谢幕。而它今生的故事，从这里才算刚刚开始。
民法典的今生，目光必将流转于前世千年的期望。
参见:
①梁治平:《事律与民法之间—中国“民法史”研究再思考》，政法论坛，2017年第6期。
②张新宝、张红:《中国民法的百年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③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第14页。
④豆农:《中国民法典为上一个时代收尾，但新时代在哪里》
⑤塞缪尔·亨利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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