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不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并未能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这无疑表明该制度的有效性不足，未能较好地满足社会对其基本功能的期待。这种有效性不足更促进人们反思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不公开制度在理论上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侧重于制度存在的“根本理据”。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就在于制度设计者......

通过大数据检索，我们发现旨在保护当事人正常生活或个人隐私的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不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原本试图更好更全面保护个人隐私的制度目标出现了偏差。 1.不同类型离婚诉讼裁判文书的不公开现状。裁判文书公开的官方权威平台是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通过中国裁......

2016年《规定》第4项不公开事项中的离婚诉讼概念在实践中必须结合民事案件案由制度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2011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二部分包括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其中婚姻家庭类可以具体细化为15个种类：婚约财产纠纷离婚纠纷离婚后......

2016年《规定》的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不公开”制度的确立，改变了2010年《规定》和2013年《规定》的惯常规定，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将离婚诉讼裁判文书“升格”到独立的“应当”不公开类型。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不公开”规定的“横空出世”，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倾向，这也导致该规定的制度实施目标和理论正当性面临着不可避免......

在制度实施层面，公开与例外是一种相伴而生的关系，裁判文书的公开必然面临着例外的范围问题。裁判文书公开的例外在制度实践中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共识，比如从2010年《规定》到2016年《规定》，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调解方式结案的事项均在不公开的范围内。但是2016年《规定》中离婚诉讼裁判文书作为一种例外却像......

裁判文书公开成为一项制度目标经历了一个凝聚共识和制度探索的过程。从整体上来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基本原则经历了一个从“可以公开”到“应当公开”的深化过程。201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规范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促进司法公正……”制定了2010年《规......

我国的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改革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早于2010年11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2010年《规定》），2013年11月21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2013年《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过程中，作为诉讼构造主体的三方，控辩审之间也存在一些意见冲突。这里所说的意见冲突，主要是指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律师因为做无罪辩护引发的与被追诉人、公诉人、法官之间的意见冲突。实践中有办案人员称既然律师也在具结书上签字，就视为当然认同具结书的内容，之后就不能提出与具结书内......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检察机关的补充完善证据都是为了在法庭上更好地指控犯罪。与之相对应，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开庭前的会见、阅卷、调查核实证据等工作也都是为庭审做准备。换言之，在传统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格局下，庭审是控辩双方的主战场，即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案件事......

在司法实务中，借款型诈骗较难认定，如果行为人本人没有偿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承担还款责任，在借钱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如果行为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是靠推定的，行为人后续的突然还款行为可能会对抗推定的成立，这给认定借款型诈骗带来的难度。实践中，对于借款型诈骗案件，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