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一直源远流长，它是人们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智慧、知识和经验的结晶。传统法文化，包罗万象、意蕴深长，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内容，而情感与爱情，也潜藏其中，它与法文化结伴而行，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
透过七夕，我们可以寻觅法律与爱情的历史情缘，解析中国式传统法文化中的爱情密码。
两汉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朝，沿袭先秦儒法思想和婚姻礼法之内容，强调家国伦理，以家为本位，崇尚“父权”与“夫权”，倡导女性从一而终。《礼记·效特性》里记载：“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人们非常重视妇女的德行，要求也较为严厉。不过，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强调“春气之义，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因此，汉代女子改嫁现象也渐趋增多，如汉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后嫁卫青；汉元帝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等。
如此，在这种相对宽容的法律文化氛围之下，男女之间的情感也非常容易滋生，爱情故事也格外动人。比如，“凤求凰”的故事。司马相如，乃西汉有名的辞赋家、音乐家；卓文君，乃西汉富豪卓王孙的掌上明珠，有巴蜀第一美女之称，本已许配他人，不幸夫家短命，正守寡在家。在一次宴会上，司马相如弹了一首《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何由交接为鸳鸯。”就这样，美妙的弦乐打动了卓文君的心，两人一见钟情，比翼双飞。数年后，司马相如飞黄腾达、随欲纳妾，文君闻之，便作《怨郎诗》：“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万般无奈把郎怨，唉，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据说，司马相如看到诗后，非常愧疚，亲驾马车迎接妻子，从此两人再未分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流传千古，而《凤求凰》更是情感表达的千古佳作。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高度繁荣发展的时代，宋代由于受前代遗俗的影响，特别是唐代开放自由的风气，妇女的改嫁不但为社会风俗所接纳，甚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对此也并无非议。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的国家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京失守，二帝被俘，局促于东南一隅，人们的贞洁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说：“该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理不可废。”他不但认为“夫为妻纲”是人之大伦，而且极为赞赏，“孝子、顺孙、节妇的事迹”。此时，贞洁与孝悌观念也被日渐崇尚，不仅被士大夫秉持看重，连一般人也逐渐重视。
在这种忠孝贞洁的观念影响下，男女之间的情感也出现变化，情感有所压抑，爱情故事也颇为悲悯。比如“钗头凤”的故事。陆游，南宋有名的爱国诗人、词人，他和唐婉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两人青梅竹马，终成眷属。不想妻子唐婉为陆母所不容，碍于孝义，两人最终分离。十年之后，两人重遇于沈园，在那一刻，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当时唐婉已经嫁给他人，千般滋味、万般情怀，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陆游随即在墙上题了一首词：“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便是有名的《钗头凤》。尔后数十年，陆游经常重游沈园，思念唐婉，他对唐婉的爱恋持续了一生。
明朝，也是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这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在明代，理学发展到极致，朱熹的《性理大全》颁行全国，由其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此时的妇女贞洁观也被强化到了极致，显示出更多的支配性。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调子女不得有婚姻的自主权。离婚方面，《大明·户令》明令坚持“七出之条”。伴随贞节观的强化与普及，社会大众普遍以再嫁为耻。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明朝对纳妾范围、程序及妻妾地位都有所限禁。
此种情形下，男女情感都最为压抑，情感的自由发展最受限制，故追求理想浪漫主义的色彩便日渐浓厚。比如《牡丹亭》的戏剧故事，该剧的作者乃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他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34岁中进士，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在其多方面的成就中，戏曲创作最为突出，其中《牡丹亭》是代表作。该剧描写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该剧文辞典雅，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其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至情化身的杜丽娘，其最可宝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其肉身已死、香消玉殒，但仍在死后执着地寻觅追求自己所坚持的爱情理想。这种至情至性的情感，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对爱情的欣然向往与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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