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533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这是针对合同基础的嗣后重大变化所作的规定，提供了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参与调整变更合同内容的机制。第533条与约定违约金的适用关联，可从该条的要件和效果两个层面观察。
   在要件层面，相比原《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民法典》第533条将适用情形从“客观情况”扩张至“合同的基础条件”，意味着既适用于客观性合同基础丧失（“情势变更”），也适用于主观性合同基础丧失。具体到约定违约金场合，需要分别考察合同基础丧失对“责任成立条件”（即违约触发违约金责任）和“违约金责任效果”（如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的影响。在违约金责任成立方面，合同基础嗣后发生重大变化，若经由第533条变更合同原有安排（比如推迟原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变更原定的义务履行标准），会间接影响违约金责任的成立。在违约金具体责任效果方面，客观性或主观性合同基础丧失若动摇了原定计算方式的正当性，亦有诉诸第533条变更计算方式的空间。对比可见，在《民法典》第533条的背景下，动摇违约金责任成立的“合同基础”主要是违约金所担保之主债务涉及的合同基础，其通过左右“违约”评价间接影响了违约金责任；动摇违约金责任效果的“合同基础”则是“违约金约定”这一“从合同”本身的合同基础，其直接影响违约金责任的内容。 
   在效果层面，相比原《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民法典》第533条增设了“再协商”机制，在司法权介入之前，存在由当事人自主形成替代性方案的空间。但若再协商未果，当事人可以诉请法院变更合同内容并提交变更方案。由于《民法典》第533条第2款规定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作出判决，所以，司法权介入的过程并非仅是“确认”一方提交的变更方案，无论是针对主债务的变更还是针对违约金责任具体内容的变更，只要认为法院可以在双方提交的不同方案间作选择，选择的过程仍具有裁量的特点，进而与第585条第2款违约金司法调整规则具有相似性。 
   明确了两项规则的关联要点，即可进一步考察其在个案中的适用次序。违约金调整规则和合同基础丧失规则均属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抽象来看，违约金调整无论是酌减还是增额，均属于对约定违约金量身定制的控制规范，而合同基础丧失规则针对的则是一般的合同交易，个案若满足两项规则的要件，似应优先适用作为特别规范的违约金司法调整规则。但在《民法典》的规范背景下，结合前述要件方面的分析可见，个案中涉及合同基础尤其是主债务之合同基础丧失时，合同基础丧失规则的适用效果有可能是动摇违约评价，进而导致违约金责任根本不成立；若适用违约金司法酌减，则是通过认定债务人无过错来降低违约金，原则上不会完全酌减为零。两相比较，合同基础丧失规则的保护效果比司法酌减更为充分。若认为此时必须优先适用违约金司法酌减，则允诺了违约金的债务人和未允诺违约金的债务人（遵行法定违约赔偿，可直接适用合同基础丧失规则）在合同基础丧失的情况下将遭遇区别对待。由于合同基础丧失并非双方所能预见，约定违约金的合意本身无从为此种区别对待提供正当化支持。易言之，无论是否允诺了违约金，债务人获得合同基础丧失规则保护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故笔者认为，在合同基础丧失场合，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是诉诸合同基础丧失变更原定合同安排，抑或借助司法酌减通过认定债务人无过错予以酌减，应交由债务人选择适用。若合同基础丧失导致约定的违约金显属过低，债权人亦可选择申请变更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或申请违约金司法增额。 
   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基于主债务的合同基础丧失而申请变更合同内容后，若依变更之结果适用约定的违约金仍属过高，则另有再作司法酌减的可能。比如，合同双方约定了按日累计的迟延违约金，若主债务之合同基础丧失导致原定合同履行期限被法院所变更推迟，但约定的单日违约金标准本身亦属过高，则一方面可依变更后的履行期限计算迟延履行的累计天数，另一方面还可进一步适用司法酌减规则降低单日违约金的标准。反过来，在不作为义务场合，若违约后出现合同基础丧失导致不作为义务经变更而被废止，则此前产生的违约金责任亦不受影响，并有可能适用司法酌减。惟此两种情况下，司法酌减规则的适用与合同基础丧失无涉，而是针对同一违约金责任，两项规则先各自基于不同的理由发挥控制效果，再联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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