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生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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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劝阻，强行侵入他人住宅，情节严重的，可以治罪。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都应爱惜和被爱惜，殴打他人不但是对人身体的侵害，更是对他人人格和尊严的践踏，多次伤害他人或伤害他人达轻伤以上程度的，可以治罪，如伤害达重伤或致他人死亡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此外，我国《刑法》对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等方面也有相关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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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机构编制中并没有设置“联防队”这一组织。但这一组织已存在很久了，许多地方也有出现人员的招收审核上存在不合理、组织缺乏管理等问题。这类组织也常常容易被一些腐败堕落、目无法纪、投机取巧的公职人员所利用，这就违背了当初组建目的，即协助当地公安部门展开工作。杨喜利身为联防队员，不好好维护治安，不好好协助公安，反而知法犯法，情节恶劣理应罪加一等，加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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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喜利与杨武是同学关系，知根知底，杨武的懦弱杨喜利太理解了，杨喜利就抓住他这个弱点。这时杨武就是一只羊，而杨喜利就是一只披着虎皮的狼。再说，杨武在这之前没媒体帮他，不占天时；他是从外地来深圳开店的，不占地利；他举目无亲，不占人和；他上有老下有小，投鼠忌器，左右为难。试想，如果杨武冲出去杀死了杨喜利，舆论和结果可能又不一样了，他很有可能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我们要知道，杨武所在的地方是个人口密集区，他完全可以大声呼救，需求大众的帮助，紧急时可以适度使用暴力攻击杨喜利，使其强奸不能得逞，这也可以在法律上构成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可以免责。遗憾的是他都没有这么做，他只是老老实实地打了报警电话。报警是必须的，但不是唯一的。他只做了一件事——报警，他太懦弱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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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不保障沉默，而是要求人“如实供述”，说实在，这样的立法有点不切实际，也有点强人所难。不过，还是规定不以口供定案子，如证据确实充分，零口供也可以定罪处刑；如没有其他证据或其他证据与口供结合起来不确实或不充分，就不能定罪处刑。杨喜利依法享有辩护的权利，他可以自己辩解，也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态度不好，因为法律要追究的是事前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事后的态度。但，在现实司法审判中，如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他强奸，而他自己却拼命说是通奸，法庭到时会认为他认罪悔罪态度不好，主观恶性较大，可能会酌定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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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没有具体的规定，法庭量刑时一般都会看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态度。如干了坏事后还存在假口供和假证据的情况，说明这人很不老实，狡猾狡猾的，恶性大大的，就该好好调教，好好治一治。抗拒从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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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帮凶在门外把门看守，使屋里的杨喜利的犯罪行为得以正常进行，不受干扰或阻止，法律上这叫“共同犯罪”，属于共犯，对他们按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主犯重些，从犯轻些，胁从犯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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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武，我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媒体，我们是“哀其无知，怒其粗暴”，它太不尊重杨武及其家人的隐私，强行进入，强制问询，肆意曝光，这当然是违法。这不单单是强奸民意，而且是赤裸裸的再次加害，还叫人家以后活不活，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啊。所以，杨武妻子三番几次要自杀不活了，何故？媒体逼的！媒体是把双刃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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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屁股也决定嘴巴”，人的立场和利益不一样，说法和做法就不一样，不奇怪啊。杨喜利的母亲是护犊心切，母子情深。由于杨喜利妈妈没有毁灭或隐匿证据，没有影响作证，只是口头辱骂和威胁，情节轻微，一般不会被认为犯罪。最多，算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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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本案杨武及其家人可以从两方面的侵权者中获取赔偿：一是强奸者杨喜利，杨武及其家人可以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对造成的人身损害予以赔偿；二是新闻侵权和名誉侵权者各大媒体，杨武及其家人可以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对造成的人身权利的损害予以赔偿。

罗永生律师

当权力可以专横跋扈之时，法律就不会有任何尊严，民众的权利和尊严就可以被任意剥夺任意凌辱。法律没有尊严时，就会有“守法者反吃亏，违法者却获利”，就会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就会有“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一句话，法律没有尊严时，丛林法则就会盛行，弱肉强食，强者生存。 至于，法律上的建议，我认为两点可行：一是建议杨家尽快搜集证据，提起索赔诉讼。二是建议在索赔诉讼完成以后杨家全家去派出所依法改名，秘密移居他处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