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随笔
杂音
作者：王景林 律师 时间：2018年01月29日
高亮先前在沪太支路上开店，与房东发生纠纷，被迫关门歇业。但高亮一直不肯搬走，因为店面装修差不多花掉一百多万，双方都构成违约，高亮一定要房东赔偿他一定损失后才肯离开。房东有法律意识，凭双方的租赁合同提起了仲裁，随后又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高亮属于法盲，他不知道提起仲裁反诉，致使自己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保护。法院上门执行时，高亮还与法院一直僵持，他认为用土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洪全与高亮先前合伙做过生意，后来因为观念不合分开。洪全与房东较为熟识，毕竟都是本地人。洪全经常将车停放在高亮店面门前，认为高亮现在店面没有营业，停车无所谓。高亮多次提醒，但都无济于事。
2017年6月13日，洪全与一位姓张的又将车停放在高亮的店面前，高亮从外面回来时，骑着电动车无法入内，在报警未得到妥善处理后，一怒之下，高亮用铁锤将两辆车的前挡风玻璃砸了一个洞。洪全来到现场后报警，高亮当天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并于第二天快近24小时被放回家。两辆车损经鉴定，损失7000多元。6月21日，高亮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故意毁坏财物。
高亮家属找到我，要我为高亮的事想想办法。高亮的妹妹与我的弟弟是师兄妹，以前关系较好，所以我不能推辞。
我前往大场派出所，找到承办警官史金刚，向他提出嫌疑人家属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谅解。史警官告诉我，对方不接受赔偿。那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把钱先交到派出所，至少表明我们的态度是愿意积极赔偿，史警官拒绝了我。洪全不接受赔偿，我们也没有办法，史警官两手一摊。我申请取保候审，并附上法律意见书，高亮是在现场被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讯问，并且第一次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本案系民事纠纷引起，受害人有明显过错，且受损金额不大，应当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三天后，史警官告诉我，不符合取保条件。
听说已向检察院申请批捕，我立即前往宝山检察院联系批捕科办案检察官。是一位姓金的女性检察官，我向她递交了不予批捕书面意见，但检察官告诉我，没有赔偿受害人损失，高亮又有前科，应当批捕。但警方现在在给他做精神病鉴定，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批捕。我向检察官提出，嫌疑人家属要求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检察官与那位史警官一样，受害人不接受赔偿，我们没有办法。
再去问那个史警官时，他说他们正在申请并安排鉴定，问鉴定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他说需要60个工作日。根据公安部的鉴定规则规定，15个工作日就可以出结果，为什么他们这个鉴定要这么长时间，并且为什么要给高亮做精神病鉴定，都没有任何说明。
去见高亮的时候，高亮跟我说，应该是洪全与房东合伙起来在搞他，他们与大场派出所熟悉，所以打了招呼，这个案子在捣浆糊。我突然明白，因为依照法律规定，精神病鉴定的期限不计入办案期限，也就是说，拖的时间越长，这个案子就一直架在那里。否则，案件很快就到法院，很快就会作出判决，那样不会判处多长时间，这样一拖，最终刑期必然会延长。
既然他们能找人，我也想给高亮找人，但找人需要花钱，高亮现在经济条件很差，他家人拿不出钱，如果要花上几万块钱还不如在里面多呆几个月也无所谓。这是高亮家人的意见，我只好作罢。
我一直以为上海的法治环境算好的，我觉得应该改变我的观念。高亮说的话有点可信，可能就是房东找到人给大场派出所打招呼了，然后用了这手狠招。
什么情况下要做精神病鉴定，法律规定上很宽泛，只是说“需要”，什么叫需要，很容易人为干扰。再就是鉴定期限，明确规定15个工作日，但鉴定内容复杂、疑难及检材数量较大的，鉴定机构可以与委托鉴定单位另行约定鉴定时限。如果你较真，就说你这鉴定内容复杂、疑难，只能与鉴定机构协商确定期限，所以需要60个工作日。他们平常做这个鉴定也是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对外人来说，根本看不出其中在程序上有问题。即使认为有问题，也很难追责。
在此期间，我试着联系洪全，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就是不想让我们赔偿。我让高亮家属也联系洪全，积极提出赔偿，对方还是不接受。我又让高亮的朋友也是洪全的朋友去联系洪全，洪全依然不接受赔偿。
从7月初开始做精神病鉴定，一直到10月24日才出结果，鉴定结论是高亮精神正常，没有问题。随即检察院批准逮捕。12月12日，案件转到检察院，还好，检察院没有再退回补侦。2018年1月12日，案件转入法院，1月23日开庭，适用简易程序。
我看到卷宗，原来公安机关7月3日即已决定作精神病鉴定，但到7月12日才正式委托鉴定机构，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书明确是7月12日即已委托，并且上面明确要求8月12日出报告，但同一张材料上又显示鉴定机构是8月18日才接受委托，然后是协商确定60个工作日出结论。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大场派出所的相关人员真厉害，不仅自己办案不按规定，连鉴定机构也被他们拉上。
1月23日开庭，至此，高亮已被关押七个月零几天，如果当天判决十天后生效，无论怎样，高亮的刑期不会少于七个半月。奇怪的是，对方八月份的时候，就已递交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并已附卷，要求被告人作出赔偿，但大场派出所的史警官，以及后来的郑警官，以及检察院，谁也没有向被告人及我提出要求赔偿。案件到法院时，我去见过高亮，还是想让高亮赔偿，但高亮说，他没有钱赔偿，也不想赔偿，大不了就判八个月，因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就是八个月以下。前面与审查起诉的检察官联系时，我已得知量刑建议，检察官有点遗憾地对我说，前面不知道为什么鉴定做了那么长时间，到现在都已经七个月了，那量刑至少也得八个月以下。言下之意，八个月以下七个半月以上偏重了。法官联系我时，我提出被告人想赔，但他现在没有经济能力。法官有点好奇，能请得起律师，为什么不愿赔偿。我实话实说，我是免费为其辩护，法官不相信。
在月罗公路2099号刑事审判庭开庭时，白浪法官问高亮对适用简易程序有无异议，高亮说没有异议，问我有没有异议，我也说没有。然后，公诉人漫不经心地念完起诉书，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问高亮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高亮说，没有任何异议，认罪服法。在让我发表辩护意见时，我对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提出了异议，高亮没有必要进行精神病鉴定，再就是从7月3日决定鉴定，到10月24日才出结论，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程序上有严重问题，最终致使高亮的罪刑责不相适应。白浪法官当庭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判决，你就会认为明显偏重，我说，根据经验如此说，这是我的辩护意见。法官看我有点坚决，立即表现出不满。既然指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上有问题，要求我提出转普通程序审理，我不同意，又问我一遍，我还是不同意。法官又问了公诉人，公诉人说算了，不转普通程序。然后法官开始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我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没有赔偿，想让他判七个半月，估计比较难。如果我不提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上的问题，等于是认可，帮他们坐实了这个案子，以后高亮想要讨个说法的机会都没有。辩护律师不是来要与法院唱一个调的，应当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我配合法官，或许法官可能会判七个半月，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认为，高亮应该会理解我的做法。估计法官当时心里很得意，你这个二货律师，敢与我叫板，我就判你八个月，让你跳天。乖乖，你权力真大，有权力判八个月，我从内心里鄙视你，你可能不配做法官。
也许高亮出来后，能讨个说法，但应该很难。我在庭上指出，高亮不是罪大恶极的犯人，并且本案纯粹是民事纠纷引发，不应该如此捣浆糊，这是我的隐含语，没有挑明。我还把习近平那句话搬出来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一般不会这样辩护，但今天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加点空的东西，也表明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哈哈。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洪全与高亮先前合伙做过生意，后来因为观念不合分开。洪全与房东较为熟识，毕竟都是本地人。洪全经常将车停放在高亮店面门前，认为高亮现在店面没有营业，停车无所谓。高亮多次提醒，但都无济于事。
2017年6月13日，洪全与一位姓张的又将车停放在高亮的店面前，高亮从外面回来时，骑着电动车无法入内，在报警未得到妥善处理后，一怒之下，高亮用铁锤将两辆车的前挡风玻璃砸了一个洞。洪全来到现场后报警，高亮当天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并于第二天快近24小时被放回家。两辆车损经鉴定，损失7000多元。6月21日，高亮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故意毁坏财物。
高亮家属找到我，要我为高亮的事想想办法。高亮的妹妹与我的弟弟是师兄妹，以前关系较好，所以我不能推辞。
我前往大场派出所，找到承办警官史金刚，向他提出嫌疑人家属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谅解。史警官告诉我，对方不接受赔偿。那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把钱先交到派出所，至少表明我们的态度是愿意积极赔偿，史警官拒绝了我。洪全不接受赔偿，我们也没有办法，史警官两手一摊。我申请取保候审，并附上法律意见书，高亮是在现场被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讯问，并且第一次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本案系民事纠纷引起，受害人有明显过错，且受损金额不大，应当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三天后，史警官告诉我，不符合取保条件。
听说已向检察院申请批捕，我立即前往宝山检察院联系批捕科办案检察官。是一位姓金的女性检察官，我向她递交了不予批捕书面意见，但检察官告诉我，没有赔偿受害人损失，高亮又有前科，应当批捕。但警方现在在给他做精神病鉴定，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批捕。我向检察官提出，嫌疑人家属要求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检察官与那位史警官一样，受害人不接受赔偿，我们没有办法。
再去问那个史警官时，他说他们正在申请并安排鉴定，问鉴定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他说需要60个工作日。根据公安部的鉴定规则规定，15个工作日就可以出结果，为什么他们这个鉴定要这么长时间，并且为什么要给高亮做精神病鉴定，都没有任何说明。
去见高亮的时候，高亮跟我说，应该是洪全与房东合伙起来在搞他，他们与大场派出所熟悉，所以打了招呼，这个案子在捣浆糊。我突然明白，因为依照法律规定，精神病鉴定的期限不计入办案期限，也就是说，拖的时间越长，这个案子就一直架在那里。否则，案件很快就到法院，很快就会作出判决，那样不会判处多长时间，这样一拖，最终刑期必然会延长。
既然他们能找人，我也想给高亮找人，但找人需要花钱，高亮现在经济条件很差，他家人拿不出钱，如果要花上几万块钱还不如在里面多呆几个月也无所谓。这是高亮家人的意见，我只好作罢。
我一直以为上海的法治环境算好的，我觉得应该改变我的观念。高亮说的话有点可信，可能就是房东找到人给大场派出所打招呼了，然后用了这手狠招。
什么情况下要做精神病鉴定，法律规定上很宽泛，只是说“需要”，什么叫需要，很容易人为干扰。再就是鉴定期限，明确规定15个工作日，但鉴定内容复杂、疑难及检材数量较大的，鉴定机构可以与委托鉴定单位另行约定鉴定时限。如果你较真，就说你这鉴定内容复杂、疑难，只能与鉴定机构协商确定期限，所以需要60个工作日。他们平常做这个鉴定也是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对外人来说，根本看不出其中在程序上有问题。即使认为有问题，也很难追责。
在此期间，我试着联系洪全，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就是不想让我们赔偿。我让高亮家属也联系洪全，积极提出赔偿，对方还是不接受。我又让高亮的朋友也是洪全的朋友去联系洪全，洪全依然不接受赔偿。
从7月初开始做精神病鉴定，一直到10月24日才出结果，鉴定结论是高亮精神正常，没有问题。随即检察院批准逮捕。12月12日，案件转到检察院，还好，检察院没有再退回补侦。2018年1月12日，案件转入法院，1月23日开庭，适用简易程序。
我看到卷宗，原来公安机关7月3日即已决定作精神病鉴定，但到7月12日才正式委托鉴定机构，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书明确是7月12日即已委托，并且上面明确要求8月12日出报告，但同一张材料上又显示鉴定机构是8月18日才接受委托，然后是协商确定60个工作日出结论。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大场派出所的相关人员真厉害，不仅自己办案不按规定，连鉴定机构也被他们拉上。
1月23日开庭，至此，高亮已被关押七个月零几天，如果当天判决十天后生效，无论怎样，高亮的刑期不会少于七个半月。奇怪的是，对方八月份的时候，就已递交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并已附卷，要求被告人作出赔偿，但大场派出所的史警官，以及后来的郑警官，以及检察院，谁也没有向被告人及我提出要求赔偿。案件到法院时，我去见过高亮，还是想让高亮赔偿，但高亮说，他没有钱赔偿，也不想赔偿，大不了就判八个月，因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就是八个月以下。前面与审查起诉的检察官联系时，我已得知量刑建议，检察官有点遗憾地对我说，前面不知道为什么鉴定做了那么长时间，到现在都已经七个月了，那量刑至少也得八个月以下。言下之意，八个月以下七个半月以上偏重了。法官联系我时，我提出被告人想赔，但他现在没有经济能力。法官有点好奇，能请得起律师，为什么不愿赔偿。我实话实说，我是免费为其辩护，法官不相信。
在月罗公路2099号刑事审判庭开庭时，白浪法官问高亮对适用简易程序有无异议，高亮说没有异议，问我有没有异议，我也说没有。然后，公诉人漫不经心地念完起诉书，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问高亮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高亮说，没有任何异议，认罪服法。在让我发表辩护意见时，我对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提出了异议，高亮没有必要进行精神病鉴定，再就是从7月3日决定鉴定，到10月24日才出结论，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程序上有严重问题，最终致使高亮的罪刑责不相适应。白浪法官当庭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判决，你就会认为明显偏重，我说，根据经验如此说，这是我的辩护意见。法官看我有点坚决，立即表现出不满。既然指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上有问题，要求我提出转普通程序审理，我不同意，又问我一遍，我还是不同意。法官又问了公诉人，公诉人说算了，不转普通程序。然后法官开始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我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没有赔偿，想让他判七个半月，估计比较难。如果我不提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上的问题，等于是认可，帮他们坐实了这个案子，以后高亮想要讨个说法的机会都没有。辩护律师不是来要与法院唱一个调的，应当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我配合法官，或许法官可能会判七个半月，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认为，高亮应该会理解我的做法。估计法官当时心里很得意，你这个二货律师，敢与我叫板，我就判你八个月，让你跳天。乖乖，你权力真大，有权力判八个月，我从内心里鄙视你，你可能不配做法官。
也许高亮出来后，能讨个说法，但应该很难。我在庭上指出，高亮不是罪大恶极的犯人，并且本案纯粹是民事纠纷引发，不应该如此捣浆糊，这是我的隐含语，没有挑明。我还把习近平那句话搬出来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一般不会这样辩护，但今天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加点空的东西，也表明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哈哈。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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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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