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律师团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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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滥用职权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认定是否重大损失，应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规定，对所造成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损失的实际情况，并按直接责任人员的职权范围全面分析，以确定应承担责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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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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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以什么罪立案侦查，取决于案件证据。现有证据表明，王文军在出警过程中，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规定、滥用执法权，发生周秀云非正常死亡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其行为已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条件。
如果以故意伤害罪立案，前提是取得法医鉴定结论，证明周秀云的死亡与王文军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法律明确规定，查明死亡原因应当进行尸检。我非常理解受害者失去亲人的痛苦心情，同样对发生这种严重事件非常愤慨，也非常理解大家希望从重从快处理涉案人员的心情，但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于法有据。现有证据只能以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待尸体检验鉴定结果出来后，如果涉及故意伤害或者其他犯罪，我们应该依法一并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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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需要确认其行为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其他，但本人认为需要其警察个人行为不当所致，家属可以向其涉案民警个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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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如果情况属实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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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有的，如《劳动合同法》、《建筑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如果是北京，还有《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暂行管理办法》。实际上所有劳动法律法规都对农民工劳动关系适用，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只是针对拖欠农民工现象作出专门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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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锋主任团队律师：执法者绝不能被个人的情绪左右，沦为以暴制暴、相互斗殴的一方当事人。
在太原打工郸城农民工王奎林因讨不到工资与工地保安发生口角，报警后警察不出示证件就抓人。王奎林父母前来理论，但被民警强行铐住辱骂殴打，父亲被打断四条肋骨，母亲被殴打休克送医后死亡。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和太原市检察院当天分别就媒体报道的“河南女农民工周秀云讨薪命丧太原龙城派出所”一事做出通报：公安机关已经对当事民警做出停止执行职务决定，检察机关已根据前期调查情况对涉案民警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至此，这起发生在12月13日的农民工非正常死亡事件终于有了官方的正式说法。看得出来，通报的措辞经过了仔细的斟酌。比如通报称，民警“涉嫌违反公安机关接处警的相关规定，处置不当”。不过，既然检察机关已经对涉案民警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该民警就不仅是简单的“处置不当”，而是涉嫌刑事犯罪。
一直以来，有关农民工讨薪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可以说，农民工因讨薪未果而上访的事件被曝光的不在少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民工讨薪之路很艰辛，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不容小觑，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何解决好农民工正当的维权问题，值得深思。
警察是人民群众的守护神，打击预防犯罪是其职责。应该说，保护讨薪女工的人身安全、合法利益，警察义不容辞。也许讨薪女工为了讨薪有过激行为或者过激言辞，作为警察依法处置即可，可不管怎样，没有任何理由如视频所反应那样，踩讨薪女工头发。踩讨薪女工头发明显超出了法律职权范围，与其执法身份严重背离，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当然，当前视频的真伪还有待鉴定，正是如此，法律才不能冷眼旁观，而应积极作为，给社会公众和讨薪女家属一个交代。事实上，年末岁尾，农民工走到讨薪之路，作为执法机关本已失职，发现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后本应及时补救，为农民工讨薪提供法律通道和法律关怀，却最终发生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实在叫人心酸。当前有关部门应当作出的就是运用法律将倾斜的公平正义予以矫正。
人死不能复生，悲剧的发生令人深省。事已至此，希望当地相关部门尽快调查清楚此事，依法查处相关责任人，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除此之外，面对农民工讨薪问题，怎样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怎样做到执政为民，当地相关责任部门也需认真反思。笔者认为，只有深刻认识到存在的问题，采取有力举措加以管理规范，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才能不让悲剧再次重演。这起农民工讨薪悲剧事件已经发生，给死者家属和公众一个满意交代是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涉事警察和相关责任人最终会受到何种处理，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公布调查进展情况，真正做到依法依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