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1
某养鸡场突染禽流感，县政府依据《动物防疫法》第38条第2项规定，决定采取立即扑杀该养鸡场所有两万只鸡的强制性措施。囿于技术缺乏、人手不足、时间紧迫等因素，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与养鸡场协商签订合同，约定由养鸡场立即组织全部员工自行扑杀，能在24小时内完成扑杀任务的，由政府对其予以货币补偿。养鸡场完成任务后，要求政府支付补偿遭拒，遂提起诉讼。

案2
某交通局运管处在城市整治活动中，依据《道路运输条例》相关规定，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客运与货运车辆进行查处，将暂扣的200多车辆停放在某公司停车场，并签订合同，约定相关费用按照物价局核定标准计算。后，交通局出台规范性文件，规定执法中暂扣的车辆停放于民营停车场的，60日（《行政强制法》第25条规定的最长扣押期限）内的费用由运管处支付，60日之后的费用由车辆所有人支付。后因大量车辆长期无人认领，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运管处支付停车费用。

案3
某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扣押了大量非法改装且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辆，一直无人认领处置，公安机关与某再生资源利用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该公司负责对上述车辆进行拆解后自行回收利用，该公司参照价值评估向公安机关支付一定费用。后，公安机关又与另一家回收公司签订类似合同。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认为公安机关违约，遂提起诉讼。
上述三案所涉合同的标的（内容）均发生在狭义的行政执法程序中，行政机关把没有能力亲力亲为的执法任务交给市场主体，并以一定对价来激励市场主体助其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是典型的行政协议。显然，即使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委托实施”“行政任务”的文本，但本质上确系行政机关委托私主体完成执法任务。

一方面，这种委托行为本身，并不需要找到明确的法定依据。比如在案1中，强制扑杀措施是《动物防疫法》明确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而如何达到具体的扑杀效果，则不可能有法条加以规定。如果法律规定，强制扑杀只能由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完成，那反而令人不可思议。可见，该事例所涉行政协议中“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定，而仅是纯粹的自由约定。
另一方面，这种委托行为的法律后果当然应由委托者承担，承载委托行为的协议属性识别也理应依赖于委托者的执法行为。比如在案2、案3中，若相对人认为其车辆合法权益受损，只得向行政机关寻求救济。而相应的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在未经正当程序确认无效或违法的情形下，不应成为行政协议私主体一方的考量因素，当然也无碍相关“契约标的”条款的生效与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