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民法和一般民法混合立法的现实，以对既有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为目的的民法典编纂工作，自立法之初即已承载太多的政策目的，故立法者仍以混合方式汇聚单行法，也无不妥。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解释论正确看待或妥适处理民法典中具有特定政策目的的特别法或曰例外法？ 笔者认为，就物业服务......

就民法典和特别民法的关系而言，例外法尤其是政策型特别民法，是对民法典一般原则的背离甚至根本取代，因此对于其自身构成的微观体系而言，民法典所构成的原则法并无多少适用空间。于是，即便在民法典中纳入此等本由政策型特别民法有名化的典型合同，也只是前文述及的嵌入式外挂，不仅难以取得法典之体系性效应，甚至反而增......

承前所述，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的有名化，原物权法和物业服务纠纷解释总结多年实务，而逐渐明晰化为一种特别法上的典型合同。这种由政策型特别民法规范的典型合同，在学理上却被解读为传统民法上委托合同的变型。于是，在欲将社会生活中的定型化合同尽收法典囊中之集大成的法典编纂理念的支撑下，立法者把物业服务合同与恪守......

依民法典第939条的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显具有两方面的效力。其一系对缔约主体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人产生的约束力，此可谓合同固有的债权性效力。例如民法典第938条规定的服务交接条款以及第949条第1款关于服务交接的具体规定，其权利和义务的承受者是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人。其二为对所有业主均发生的规范性效力，主要涉......

民法典第937条和第939条明确了物业服务合同的含义及其订立主体，但它们并非新设规定，而是对《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与物业服务纠纷解释第1条的微调。从法条的文义看，物业服务合同的一方主体是物业服务人，其实践原型表现为物业服务企业；另一方主体则是业主，更确切地说，应解释为全体业主。对此，主流观点认为，前期物业服......

纯粹私法意义上的民法典，以中性的、抽离社会身份的交易角色为其规范对象，所以各种民商事合同的主体被称为出卖人和买受人、赠与人和受赠人等，而无企业劳工消费者业主之谓。那些虽具有自治规范外形但作为国家管制辅助工具的特别民事规范，却附有鲜明的政策目的，且以社会阶级、族群或任何在利益上共同的团体作为其规范对象......

如果法律明确了强制性规范的类型或者指明了其作用的合同介面，那么，强制性规范的性质就是明确的。例如，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范通常明确地规定于具体的合同流程中，其作用介面较为明确，往往不存在认定的问题。但是，其他部门法在规定强制性规范的同时，往往并没有明确该强制性规范是针对缔约介面、效力介面或履行介面。例如......

区隔论运用区隔效力与履行的方法，旨在实现合同利益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局限于效力与履行的区隔，未关注缔约与效力的区隔，忽视了实现合同利益与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另一种路径。新分类试图减少其他部门法强制性规范对合同利益的限制，只在不限制合同效力就不能保护其他部门法的正当法益时，才将其他部门法的强制性规范认......

从法律解释视角来看，新分类贯彻了体系化方法，以实现其他部门法对合同法价值的最大尊重。在强制性规范的分类与解释上，存在历史方法、体系化方法、目的方法等多种方法。新分类将合同的全部流程作为一个系统，在系统中细分其他部门法的强制性规范及其与合同法的作用介面，将体系化方法由单一法域拓展至法域介面之间。在这种......

孙某与吴某原系夫妻，育有孙某1、孙某2二个子女。2001年吴某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后，孙某与黄某再婚，孙某再婚时名下的某市房屋系孙某与吴某夫妻共同财产。孙某曾于2015年在方圆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的见证下留有代书遗嘱一份将其所有房屋留给黄某。2019年12月，孙某去世。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孙某1、孙某2向法院提起诉讼......